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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情爱传奇里的感时忧国（第1页）

二、情爱传奇里的感时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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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沦陷区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下，饮食男女、风花雪月、声色犬马可以说是最方便的精神避难所，但是在国破家亡的悲惨境遇中，风花雪月、声色犬马又似乎不合时宜。

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们不可能心安理得的对祖国和民族的灾难坐视不管，但政治又是不可触摸的禁忌。

因此沦陷区的作家们大都面临着“言与不言”

的两难处境：

一个人，应该说的话，一定要说，能够说的话，一定要说；可是应该说的话，“有时却不能够说，这其中的甘苦，决非‘无言’之士能够领略其万一”

！

一个人压制别人说的话，那是恶汉；逼人说不能够说的话，那是蠢材。

所以，“言”

之者，自有他“言”

之道理；“不言”

之者，也自有他“不言”

的苦在。

倘若他“言”

而无何道理，“不言”

而无何苦衷，这种失掉了语言的人类，就名之为“哑巴”

，也不为形容过甚。

[1]

当然，谭正璧等上海沦陷区作家面临的不仅仅只是这种“言与不言”

的两难选择，而是更严峻的言论环境，“保家卫国”

“抗日”

是每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应该说的话”

，但是在上海沦陷区，谭正璧们所遇到的“压制”

，是凶残、庞大的日本侵略者及其军队控制下的军国统治政权。

日伪反动政府为加强自己的统治而执行的文化政策的核心就是严禁一切“激发民族意识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