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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楷模与领袖问题综述（第2页）

意识狭窄法则（GesetzderEsein）和与此有关的始终振**不止的注意力法则，即注意力使一种内容特别生动、清晰、鲜明而让其余一些内容含混不清，并使之服务于前者（任务），这两条法则表达了一切有生命者的同一种基本特点，因此，在一个处于心理—生命交互作用之中的生命群体（不论是人还是动物）里，总是有领导者与被领导者。

所以，上述一般社会学法则绝不仅仅适用于人类。

在动物群和所谓动物社会中也有领导层与追随层、领导者与集群（Espinas语），虽然在这里还不可能有相互间的“理解”

，最多只是情感的感染。

在动物的每一集群活动中，在一切“学习”

中，都有所谓“带头者”

和“仿效者”

。

与此类似的是，在有机世界的一切物种发展中——有别于渐进的、逐步的、非遗传性的只涉及一个器官或者一种功能的适应性改变（Anpassungsvariationen）——都有更为特殊的种属或者物种变化的突出个案，德弗利斯（DeVries）将之称为“突变”

（Mutation），它的发生是跳跃的、遗传性和全面的，即涉及组织之整体。

在这些个案中，不仅可能完成繁衍与再生，而且还有新生、物种的产生、演进（Hinaufpflanzung）。

如果我们在这里姑且对这些将普遍的社会学领袖法则深深地植根于有机生命本质中的类比搁置不论，如果我们明白，这一法则在人类—社会学上的重要性和不重要性何在，人们便可以赋予它那种为奥地利社会学家和法学家维瑟（V.Wieser）最早所确定的表述形式：在每一个自觉的人类集群中，在每一个意识到其一体性的群体中，始终有一个进行着统治的少数。

维瑟将这一法则称为“少数法则”

。

我们从一般意义上称这个少数为领袖层，称多数为追随者层。

这种植根于——如前所述——有机的和心理的生命之中的一切人类群体构成法则，不可与关于社会和政治事物的某种世界观的或者受某种利益左右的偏见混为一谈。

这类观点是指，例如人们是从民主观点还是从贵族制观点进行评价、思考、感觉，人们是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还是个人主义抑或工联主义者，人们是共和派还是君主制拥护者抑或别的什么东西。

所有这些意愿、思考、信仰上的重要差别只关涉到一个问题，我们在这里尚未触及、现在也不想触及的一个问题：在一切情况下进行着统治、并能够单独进行统治的少数应如何遴选，或应如何在事实上从众多人之中进行遴选：是根据世袭法则，还是通过某种传统的或者法定的选举方式，例如，从哪些阶级、职业、等级中选出？他们应具备哪些品质？他们在作出决定和采取行动时对其追随者有多大程度的独立性或者依附性？他们何时以及如何进行更替？具有社会学意义的一般性法则不论在共和制还是在君主制之下，不论在激进民主政党之内还是在极端贵族性质的政党之内都同样适用。

它与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对立毫不相干。

[1]因此，我们在使用“领袖”

这个词时也并不包含任何价值意义。

领袖可能是一个救世主，也可能是一个没有良知的煽动家；领袖可能是正面价值意义上的引导者，也可能是误导者；他可能是一个道德联盟的领袖，也可能是一个匪帮的头目。

只要他有领导的意愿和某些追随者，他在社会学意义上便是“领袖”

。

楷模概念则完全不同。

从其蕴含的内容看，“楷模”

始终是一个价值概念。

每一个人只要有自己的楷模并效法它，他便同时把它看成是善良、完美者、应然者（dasSeinsollende）。

每一个灵魂都在宗教的、道德的、审美的意义上将某种爱和正面的价值取向与其楷模联系起来——这始终是一种热烈的感情关系。

而对领袖，人们可以采取鄙视态度，尽管他在位领导。

诚然，一个楷模同样可能是一个（客观上）坏的楷模，但它在意向上却并非如此。

我所称的至高的、最具有普遍性的楷模典型尤其清楚地表现了楷模的这一特点。

其观念并非以经验方式从偶然的世界和历史经验中抽象出来的概念，而是一种人类精神以及与之相应的至高价值范畴，即神圣性、精神价值、高尚性、实用性和适人性等价值范畴的本质而产生的所谓“先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