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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哲学的精神举止或哲人的理念（第8页）

意义学说所力图阐明的，某物种所具有的各种外在意义样态和外在意义性质，永远取决于总体性质中哪一部分能使具有生命意义的事物和程序的同一性（对有关组织具有生命意义）获得符号功能。

所有的性质最初都是作为“敌与友”

的符号而给出的。

[4]儿童生来便知，糖可口，因为它是甜的（所以，儿童把一切可爱之物均称为糖）；药恶心（该词价值意义上的“苦”

），因为它是苦的（感觉质之质性意义上的苦）。

这同样适用于整个给予的环境，适用于回忆、期待，适用于感知的全部具体同一性。

有关于此，我在别处曾作过详尽的阐述，这里我不想复述。

[5]

无论是哪种文化圈和哪个民族的世界观（只要它关系到存在者），便都是其整体世界观的价值意识的结构规定最终的形态法则（Gestaltuz）。

同样，在认识进步的整个历史过程中，认识所把握的对象在被智性认知、分析和判断之前，首先必须被爱或恨。

无论如何，“爱者”

要比“知者”

先行一步。

同样也不存在这样一片存在领域（无论是数字、星星、植物，或是历史的现实性语境，神圣之物），对它的研究可以避开一个偏重阶段，便直入价值中立的分析阶段——这种价值中立的分析阶段经常伴随着该领域的形而上学化（把它错误地提高到“绝对”

意义高度）。

在毕达哥拉斯学派研究数的关系之前，数对他们来讲只是“神”

。

解析几何在其发明者笛卡儿那里干脆具有一种堪与物理学的绝对有效性相媲美的形而上学意义；对笛卡儿来说，空间凝聚成了物质。

莱布尼茨认为，微分计算在其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续延法则”

（lexui）中表现为特殊情况。

（至少在一开始）他并不把微分计算看作是我们理智的一种技巧，而是理解为事物自身生成的表达。

经济史是19世纪的一门新兴学科，但它同样也是由于经济上不堪重负的阶级对经济过程的旨趣如日中天，进而从形而上学经济史观中脱胎而来的。

文艺复兴时期，在具有强烈泛神论色彩的自然陶醉中盛行着异想天开式的自然玄思，这便开了欧洲人转向严格的自然研究这一新兴旨趣的先河。

肉眼可见的“天”

在得到严格的天文学的深入探索之前，对布鲁诺来说首先是一种新的热衷对象。

布鲁诺赞同哥白尼思想，并非在否定意义上一起认为，中世纪的那种“天”

根本就不存在，也就是说，不存在前哥白尼天文学所认为的拥有其特殊材料及非它莫属的运动形式的圆状的有限王国；而是在肯定意义上认为，哥白尼在天空里发现了一颗新星，即地球，我们“已经置身于天空中”

，反之，中世纪人们所说的“尘世”

不存在。

据此类推，炼金术是严格化学的先驱，严格科学意义上的植物学和动物学源于作为一种新的自然享受对象和自然评估对象的植物园艺和动物园艺。

同样，对中世纪的浪漫的“爱”

要比对它做严格的历史研究来得早些。

根据趣味热衷于希腊文化的不同部分（如文克尔曼对雕塑的热爱，“古典”

阶段的近代语文学把希腊诗歌概念当作永恒的范本）走在有关希腊文化的历史科学意义上的语文学和考古学前头。

几乎所有神学大师都一致认为，在研究上帝时，要想证明作为终极材料源泉的上帝的此在，首先必须在爱上帝的过程中同上帝建立起情感联系，把上帝的现在当作至善来感知，换用追随新柏拉图主义和希腊之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的伟大修辞家马勒布朗士和托马斯修的话说，首先必须受到“神圣意义”

的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