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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1917 张勋复辟（第1页）

第九章1917：张勋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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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死后，“民主无害”

的思想在乐观主义者中间再度兴起。

曾被袁世凯深恶痛绝的国会得到重建，但结果证明，不管袁世凯在其他事情上犯有多大的过错，但他对议会民主制作出的判断并没有错到哪里去。

中国第一届国会召开时，可以明显看出其与中国政治发展的现状不匹配。

1912年，人们断言称，中国人迫切希望通过国民议会来展现其自治能力。

然而，民国二年，也就是1913年，一位视角敏锐的法国神父用寥寥几句对中国的政治状况进行了准确的概括：“北京国会陷入一片混乱……处处充斥着暗杀和阴谋。”

事实上，议会民主制在接下来的两年两度陷入巨大的危机，其中一次是袁世凯恢复帝制但没有得逞的阴谋。

我们现在所见证的是另一次危机，即1917年，张勋再次想让清王朝重新复苏。

两次尝试都归于失败，议会制在中国的实践持续到1924年底（也就是民国13年）便宣告结束，至少在未来的许多年里，这都被认为是一段不光彩的历史。

我在前面提到过，国会直到1934年都未得到重启。

无论是清政府还是民国政府，都与共和政体没有太大的关系。

前面提到的那位法国神父，并不是袁世凯的追随者，相反，他对袁世凯恢复帝制的野心进行了谴责。

不过，他认为，当时中国虽然有能力建立议会制度，但袁世凯继续实行专制独裁似乎对国家更为有利。

他说道：“袁世凯曾让国家免遭国会的束缚，由此可见他能够让中国免遭毁灭。”

袁世凯统治时期过后，虽然私下中国人经常会讨论共和政体是失败的，但很少有人敢公开这样说。

许多人意识到，导致共和政体失败的最大障碍之一是百分之九十的中国人没有接受过教育，要想让他们和知识分子一样对政治感兴趣，无疑是天方夜谭。

据格雷厄姆·沃拉斯估计，在英国的任何一个郡，真正热衷于政治的人在选民中所占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十。

英国尚且如此，我们还能对中国抱有什么指望呢？我们可以假设，能读会写的这部分中国人中间，有百分之十受到诱导，对政治产生兴趣，但这种说法可能有些夸大其词，受此影响的人可能远远达不到这个比例。

实际估算，关心政治的中国人不会超过总人口的百分之一。

如此说来，议会政体所掌握的政治权力几乎不可避免地落到职业政治家手里，而在他们中间，只有极少数无私的爱国主义者可能会真心为国家和人民谋求福利。

导致失败的另一大障碍是，中国深受家族制的影响，个人不得不将家族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很难从这种制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在封建专制制度下，或者个人在某种程度上还能这么做，因为“忠君”

是儒家伦理思想的基石。

就连陈独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这样的作家都坚称，儒家思想与共和政治格格不入，只要儒家思想继续受到尊崇，就总会有人试图恢复帝制。

尽管大多数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不敢公开表达自己的看法，但也有一些人谨慎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才华横溢的作家程锡庚便在其列。

他曾在英国深造过，1919年出版过一本颇具价值的政治学著作《近代中国》。

他在书里表示：“我并不喜欢满人，也不是君主主义者。

但我常常觉得，如果中国不能平稳地实现过渡，建立民主政府，那么保留清朝皇帝，使其成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建立君主立宪制而非共和制，对中国而言是否会更安全和容易一点？”

陈先生在对英国的君主立宪制进行一番考察后，发现这种制度并不是暴政的代名词。

遗憾的是，很多热衷革命的中国人并没有发现这一点，特别是那些从未走出过国门的人，或者对西方国家的认知局限于美国的人，则更是如此。

这或许是因为他们缺乏学以致用的能力，也没有机会将所学的政治理论应用到政治实践中去。

他们不知道，“共和制”

和“君主制”

的政体结构有许多种实现形式，他们误以为政体革命充满风险，这种教条主义思想使他们的政治判断能力丧失殆尽。

1915年9月，北京一家日报社刊登了一篇文章，感叹称民国自成立之初，已走过近四个年头，而革命派向人民所承诺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