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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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第2页）

接下来的一句话却让我恍然大悟了，那警察告诉他，你可以回去了。

你有艾滋病。

警察就是这样，他们通常不会拘留艾滋患者太长时间，一方面是出于恐惧，另一方面是像戒毒所这种地方并不具备相应的医疗设备和服务，所以一旦你被检测出是病患或感染者，你连被强制关起来戒毒的机会都没有。

当时我哥并没觉得如临大敌，只是不懂警察为何如此慷慨。

被放出来后，他站在电话亭前手握着听筒，是我妈接的，她在那边“喂”

了一声，我哥刚要说话，突然有人拍了一下他的后背。

是毕拉。

他一把抢过听筒，把电话挂掉了。

毕拉告诉我哥，你之前欠的钱，是高利贷。

在殴打的过程中，当毕拉得知我哥是因为有艾滋病才被放出来时，才匆匆忙忙收了手。

艾滋病的药物是政府提供的，免费，但是我哥并没有按时服用，因为他觉得吃了没有效果。

他甚至都不清楚自己是不是真有这个病，也许是误诊。

后来的那段时间，他一直抱着侥幸心理，企图寻找地下的“艾滋医生”

，也许有什么偏方可以治好。

唯一的变化就是钱包越来越扁，病痛从没有放过他。

从那时候起，疾病的事实开始变得具象化。

他开始时不时地咳嗽和腹泻，偶尔还会低烧。

他决定等攒够了回家的车票钱就回家。

他说那是一个晚上，他站在家门口，叩门。

是我妈开的门，她惊讶地大叫，接着马上要拥抱他，可是他却说，妈妈，别抱我，我有艾滋病。

艾滋病？

我妈这样问他。

艾滋病对于我们这个地方的人来说，陌生又不陌生，就好像是一个整日枕着书本睡觉的文盲，连吃饭的筷子勺子都是用文献折的，空有一身“书卷气”

，缺难以下咽。

我父母到现在都不知道我哥感染艾滋的真相。

听完这些，天已经黑透，我坐在那好久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人与人的运气可真是天差地别。

我就没见过比他还倒霉的人。

我猜，我哥和我一定对毒品有不一样的理解。

我家里杀了两头羊，花了好几百块钱请了村里最有威望的毕摩干迷信，而我只是觉得这钱打水漂了。

要不是爸妈非要拉着我去，我才不会去。

吉克毕摩嘴里衔着用皮具缠绕住中间部分的野猪獠牙，手里拿着用牛角、鹰爪和响竹做成的法器，念治病经。

我们全都席地而坐，祭坛上插着青树枝，法铃混合着沙沙的树影在我哥的脸上映出光斑。

我多希望我也只是中了邪，等他把发黄的手抄经书合上的时候，所有过错就全都一笔勾销。

“还有多久结束？”

我妈并不回答我的问题，只是皱着眉对我做了一个“嘘”

的手势。

我只好再等，听他从柏林山啰嗦到百树谷，接种种亦传，断根根亦断，直到他拿出那本《勒俄特依》开始念，我是实在忍不了了。

大事不妙，我开始坐立不安，冒冷汗，起鸡皮疙瘩，再这样拖下去，我只会越来越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