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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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6页）

我军势力日益进展，东南已告底定，江北频传捷音，河南敌势不振。

当此革命大业功亏一赞之际，如能统一党权，有全党信赖之人，指导香促，疏解纠纷，排除障碍，国民革命即可告成。

汪主席病假逾年，不特全国民众渴望仰慕，党国亦蒙受重大影响。

中正曾经迭电促驾，今幸翩然出山，恍如大旱之获甘霖，莫名欣慰。

汪主席为本党最忠实同志，亦中正平日最敬爱之师友，关于党国大计，业与恳谈。

中正深信汪主席复职后，必能贯彻意旨，巩固党墓，集中党权，完成革命，以竟总理之遗志。

今后党政主持有人，后顾无忧，中正得以专心军旅，扫**军阀，格尽革命天职。

凡我将士，自今以往，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事务，皆须在汪主席指导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中正统率全军而服从之。

至于军政军令，各有专属：军政大计应归中央统筹；中正唯司军令，以明责任。

各里师长务遵此意，对汪主席绝对服从，诚意拥护，使汪主席得以完全自由行使职权，真正党权集中，达成本党革命任务，以促进三民主义之实现。

特此电达，即希查照。

对于蒋介石如此**地表示忠诚，汪精卫却有着自己的想法。

诚如李宗仁事后所云：“他和蒋氏斗法很久，吃亏已多，现在在上海一无凭藉，自然不敢和蒋氏盘桓。

俗话说：‘给蛇咬过的人，看到草绳也害怕，’正是汪氏这时的心理。”

另外，蒋介石拥汪的调门唱得越高，汪精卫的心里就越是打鼓，生怕自己偷鸡不成蚀把米：自己不仅变成蒋介石的阶下囚，同时也失去了武汉国民政府的支持。

几经思索，他决定逃离上海，赴武汉先稳稳当当的复职，然后再统一全党，号令天下。

汪精卫决心离沪了，他本能地想到又获罪于蒋介石。

搞不好，还要演出兵戎相见的戏剧来。

面对这严峻的局势，他黯然自问：“我有战胜蒋介石的力量吗？”

他分析了武汉国民政府的军事实力，似乎觉得腰杆还不够硬。

但是，当他想到共产党，就像看见了成千上万的工农大众。

他如果能得到共产党人的支持或某种许诺，决心和蒋介石分庭抗礼的底气就更足了！

为此，他秘密找到了中共总书记陈独秀，二人一拍即合，并于四月五日发表了《汪陈联合宣言》。

按理说，汪精卫到这时应该悄然离沪，西上武汉了。

但是，他先天就有的软骨病又在起作用，他想留住几天，看看蒋介石这些人的表演再做定夺。

他依然君子风不减，如约参加蒋介石召集的清党分共会议。

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联合宜言》一出，与会人士为之大哗。

大家皆不以汪氏的行为为然。

吴敬恒尤为气愤，当众讽刺汪氏说，陈独秀是共产党的党魁，是他们的‘家长’，他在共产党里的领袖身份是不可怀疑的。

但是我们国民党内是否有这样一个党魁或‘家长’呢？吴说：‘现在有人以国民党党魁自居，……恐怕也不见得罢?’说得汪氏十分难堪，大家不欢而散。”

…

汪精卫丢尽了面子，方才下决心逃离上海。

是日夜，汪精卫悄悄登上一艘海关差遣船，翌晨驶离上海，溯江而上，向着武汉驶去。

当他暗自分析如何团结各种反蒋势力的时候，突然想起了东山再起的冯玉祥的国民军，他对随侍说了这样一句话：“冯玉祥的国民军站在我一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