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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论族制的变迁，大略已具。

现再略论继承之法。

一个团体，总有一个领袖。

在血缘团体之内，所谓父或母，自然很容易处于领袖地位的。

父母死后，亦当然有一个继承其地位的人。

女系氏族，在中国历史上，可考的有两种继承之法：（一）以女子承袭财产，掌管祭祀。

前章所述齐国的巫儿，即其遗迹。

这大约是平时的族长。

（二）至于战时及带有政治性质的领袖，则大约由男子司其责，而由弟兄相及。

殷代继承之法，是其遗迹。

男系氏族，则由父子相继。

其法又有多端：（一）如《左传》文公元年所说：“楚国之举，恒在少者。”

这大约因幼子恒与父母同居，所以承袭其遗产（蒙古人之遗产，即归幼子承袭。

其幼子称斡赤斤，译言守灶）。

（二）至于承袭其父之威权地位，则自以长子为宜，而事实上亦以长子为易。

（三）又古代妻妾，在社会上之地位亦大异。

妻多出于贵族，妾则出于贱族，或竟是无母家的。

古重婚姻，强大的外家及妻家，对于个人是强有力的外援（如郑庄公的大子忽，不婚于齐，后来以无外援失位）；对于部族，亦是一个强有力的与国，所以立子又以嫡为宜。

周人即系如此。

以嫡为第一条件，长为第二条件。

后来周代的文化，普行于全国，此项继承之法，遂为法律和习惯所共认了。

然这只是承袭家长的地位，至于财产，则总是众子均分的（《清律》：分析家财、田产，不问妻、妾、婢生，但以子数均分。

奸生之子，依子量与半分。

无子立继者，与私生子均分）。

所以中国的财产，不因遗产承袭而生不均的问题。

这是众子袭产，优于一子袭产之点。

无后是人所不能免的，于是发生立后的问题。

宗法盛行之世，有一大宗宗子，即生者的扶养，死者的祭祀，都可以不成问题，所以立后问题，容易解决。

宗法既废，势非人人有后不可，就难了。

在此情形之下，解决之法有三：（一）以女为后；（二）任立一人为后，不问其为同异姓；（三）在同姓中择立一人为后。

（一）于情理最近，但宗祧继承，非徒承袭财产，亦兼掌管祭祀。

以女为后，是和习惯相反的（春秋时，郑国以外孙为后，其外孙是莒国的儿子，《春秋》遂书“莒人灭郑”

，见《公羊》襄公五、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