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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兴亡之际，是全民族都有效忠的义务的。

顾炎武《日知录·正始》条，分别“亡国”

“亡天下”

，所谓“亡天下”

，即指民族兴亡言，古人早见及此了）。

至于国君失政，应该诛杀改立之义，自更无人提及。

剥极则复，到晚明之世，湮晦的古义，才再露一线曙光。

君主之制，其弊全在于世袭。

以遗传论，一姓合法继承的人，本无代代皆贤之理。

以教育论，继嗣之君，生来就居于优越的地位，志得意满；又和外间隔绝了；尤其易于不贤。

此本显明之理，昔人断非不知，然既无可如何，则亦只好置诸不论不议之列了。

君主的昏愚、**、暴虐，无过于明朝之多。

而时势危急，内之则流寇纵横，民生憔悴；外之则眼看异族侵入，好容易从胡元手里恢复过来的江山，又要沦于建夷之手。

仁人君子，蒿目时艰，深求致祸之原，图穷而匕首见，自然要归结到政体上了。

于是有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出现，其《原君》《原臣》两篇，于“天下者天下之天下”

之义，发挥得极为深切，正是晴空一个霹雳。

但亦只是晴空一个霹雳而已。

别种条件，未曾完具，当然不会见之于行动的。

于是磅礴郁积的民主思想，遂仍潜伏着，以待时势的变化。

近百年来的时势，四夷交侵，国家民族，都有绝续存亡的关系，可谓危急极了。

这当然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问题。

但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分野，政治力量的界限，昔人是不甚明白的。

眼看着时势的危急，国事的败坏，当然要把其大部分的原因，都归到政治上去，当然要发动政治上的力量来救济它，当然要拟议及于政体。

于是从戊戌变法急转直下，而成为辛亥革命。

中国的民主政治，虽然自己久有根基，而亲切的观感，则得之于现代的东西列强。

代议政体，自然要继君主专制而起。

但代议政体，在西洋自有其历史的条件，中国却无有。

于是再急转直下，而成为现在的党治。

中国古代，还有一个极高的理想，那便是孔子所谓大同，老子所谓郅治，许行所谓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

这是超出政治范围之外的，因为国家总必有阶级，然后能成立，而孔、老、许行所想望的境界，则是没有阶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