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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科在唐朝，名义上是极为隆重的。

但因其非常行之典，所以对于社会的影响，不如乡贡的深刻。

自宋以后，大抵用以拔取乡贡以外的人才，但所取者，亦不过长于辞章，或学问较博之士（设科本意，虽非如此，然事实上不过如此，看《宋史·选举志》可知）。

清圣祖康熙十八年、高宗乾隆元年，曾两次举行博学鸿词科，其意还不过如此。

德宗光绪二十五年，诏开经济特科，时值变法维新之际，颇有登用人才之意。

政变以后，朝廷无复此意，直到二十九年，才就所举的人，加以考试，不过敷衍了事而已。

科举在从前，实在是一种文官考试。

所试的科目，理应切于做官之用。

然而历代所试，都不是如此的。

这真是一件极奇怪的事。

要明白此弊之由来，则非略知历史上此制度的发展不可。

古代的用人，本来只求有做官的知识技能（此知识两字，指循例办公的知识言，等于后世的幕友胥吏，不该括广泛的知识），别无所谓学问的。

后来社会进化了，知道政治上的措置，必须通知原理，并非循例办事而已足。

于是学问开始影响政治，讲学问的人，亦即掺入政治界中。

秦朝的禁“以古非今”

，只许学习“当代法令”

“欲学法令，以吏为师”

，是和此趋势相反的。

汉朝的任用儒生，则顺此趋势而行。

这自然是一种进步。

但既知此，则宜令做官的人兼通学问，不应将做官的人与学问之士，分为两途，同时并用。

然汉朝却始终如此。

只要看当时的议论，总是以儒生、文吏并举，便可知道。

《续汉书·百官志》注引应劭《汉官仪》，载后汉光武帝的诏书，说“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

（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

（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

（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

第一种是德行，第四种是才能，都是无从以文字考试的。

第二种即系儒生，第三种即系文吏。

左雄考试之法，所试的亦系这两科。

以后学者的议论，如《抱朴子》的《审举篇》，极力主张考试制度，亦说律令可用试经之法试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