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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由里老处分，而径诉县官，此之谓越诉也。”

则明太祖尝有意恢复乡官听讼之制。

然《注》又引宣德七年陕西按察佥事林时之言，谓“洪武中，天下邑里，皆置申明、旌善二亭，民有善恶则书之，以示劝惩。

凡户婚、田土、斗殴常事，里老于此剖决。

今亭宇多废，善恶不书。

小事不由里老，辄赴上司。

狱讼之繁，皆由于此”

。

则其事不久即废。

今乡官听讼之制，固不可行。

然法院亦难遍设。

民国十五年，各国所派的司法调查委员（见下），以通计四百万人乃有一级一审法院，为我国司法状况缺点之一。

中国人每笑西洋人的健讼，说我国人无须警察、司法，亦能相安，足见道德优于西人。

其实中国人的不愿诉讼，怕也是司法状况的黑暗逼迫而成的，并非美事。

但全靠法院平定曲直，确亦非良好现象。

不须多设法院，而社会上亦能发扬正义，抑强扶弱，不至如今日之豪暴横行；乡里平亭，权又操于土豪劣绅之手，是为最善。

那就不得不有望于风俗的改良了。

古代的法律，本来是属人主义的。

中国疆域广大，所包含的民族极多，强要推行同一的法律，势必引起纠纷。

所以自古即以“不求变俗”

为治（《礼记·曲礼》），统一以后，和外国交通，亦系如此。

《唐律》：化外人犯罪，就依其国法治之。

必两化外人相犯，不能偏据一国的法律，才依据中国法律治理。

这种办法，固然是事实相沿，然决定何者为罪的，根本上实在是习惯。

两族的习惯相异，其所认为犯罪之事，即各不相同。

“照异族的习惯看起来，虽确有犯罪的行为，然在其本人，则实无犯罪的意思。”

在此情形之下，亦自以按其本族法律治理为公平。

但此项办法，只能适用于往来稀少之时。

到近代世界大通，交涉之事，日益繁密，其势就不能行了。

中国初和外国订约时，是不甚了然于另一新局面的来临的。

一切交涉，都根据于旧见解以为应付。

遂贸然允许了领事裁判权。

而司法界情形的黑暗（主要的是司法不独立，监狱的黑暗，滥施刑讯及拘押等），有以生西人的戒心，而为其所借口，亦是无可讳言的（从前有领事裁判权的国家，如土耳其，有虐待异教徒的事实，我国则无之。

若说因习惯的不同，则应彼此皆有）。

中外条约中，首先获得领事裁判权的是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