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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初兴时，所运销的，还多数是奢侈品，所以专与王公贵人为缘。

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史记·货殖列传》）。

晁错说汉朝的商人，“交通王侯，力过吏势”

（《汉书·食货志》），即由于此。

此等商人，看似势力雄厚，其实和社会的关系是比较浅的。

其厕身民众之间，做囤积和贩卖的工作的，则看似低微，而其和社会的关系，反较密切。

因为这才真正是社会经济的机键。

至于古代的贱视商人，则（一）因封建时代的人，重视掠夺，而贱视平和的生产事业。

（二）因当时的商业，多使贱人为之。

如刁间收取桀黠奴，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史记·货殖列传》）。

此等风气，以两汉时代为最甚。

后世社会阶级，渐渐平夷，轻视商人，亦就不如此之甚了。

抑商则另是一事。

轻商是贱视其人，抑商则敌视其业。

因为古人视商业为末业，以为不能生利。

又因其在社会上是剥削阶级，然抑商的政令，在事实上，并不能减削商人的势力。

国际间的贸易，自古即极兴盛。

因为两国或两民族，地理不同、生产技术不同，其需要交易，实较同国同族人为尤甚。

试观《史记·货殖列传》所载，凡和异国异族接境之处，商务无不兴盛（如天水、陇西、北地、上郡、巴、蜀、上谷至辽东等），便可知道。

汉朝尚绝未知西域为何地，而邛竹杖、蜀布，即已远至其地，商人的辗转贩运，其能力亦可惊异了。

《史记·货殖列传》又说：番禺为珠玑、玳瑁、果、布之凑。

这许多，都是后来和外洋互市的商品（布当即棉布），可知海路的商业，发达亦极早。

中国和西域的交通，当分海、陆两路。

以陆路论：《汉书·西域传》载杜钦谏止遣使报送罽宾使者的话，说得西域的路阻碍危险，不可胜言，而其商人竟能冒险而来。

以海路论：《汉书·地理志》载中国人当时的海外航线，系自广东的徐闻出发；所经历的地方，虽难悉考，其终点黄支国，据近人所考证，即系印度的建志补罗（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上编第一章）。

其后大秦王安敦，自日南徼外，遣使通中国，为中欧正式交通之始。

两晋南北朝之世，中国虽然丧乱，然河西、交、广，都使用金银。

当时的中国，是并不以金银为货币的，独此两地，金银获有货币的资格，即由于与外国通商之故。

可见当中国丧乱时，中外的贸易，依然维持着。

承平之世，特别如唐朝、元朝等，疆域扩张，声威远播之时，更不必说了。

但此时所贩运的总带有奢侈品性质（如香药、宝货便是，参看第八章），对于普通人民的生活，关系并不深切。

到近代产业革命以后，情形就全不相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