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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经此运动之后，拘泥古人形式之弊遂除。

凡言法古的，都是师其意而不是恢复其形式。

泥古不通之弊，就除去了，这是他们摧陷廓清莫大的功绩（玄学家最重要的观念，为重道而遗迹。

“道”

即原理，“迹”

即事物的形式）。

从新莽改革失败以后，彻底改变社会的组织，业已无人敢谈。

解决人生问题的，遂转而求之个人方面。

又玄学家探求原理，进而益上，其机，殊与高深玄远的哲学相近。

在这一点上，印度的学术，是超过于中国的。

佛学遂在这种情势之下兴起。

佛，最初系以宗教的资格输入中国的。

但到后来，则宗教之外，别有其学术方面。

佛教，普通分为大小乘。

依后来详细的判教，则小乘之下，尚有人天（专对人天说法，不足以语四圣。

见下）；大乘之中，又分权实。

所谓“判教”

，乃因一切经论（佛所说谓之经，菩萨以下所说谓之论。

僧、尼、居士等所应守的规条谓之律。

经、律、论谓之“三藏”

），立说显有高低，所以加以区别，说佛说之异，乃因其所对待的人不同而然。

则教外的人，不能因此而诋佛教的矛盾，教中的人，亦不必因此而起争辩了。

依近来的研究：佛教在印度的兴起，并不在其哲学的高深，而实由其能示人以实行的标准。

缘印度地处热带，生活宽裕，其人所究心的，实为宇宙究竟、人生归宿等问题。

所以自古以来，哲学思想即极发达。

到佛出世时，各家之说（所谓外道），已极高深，而其派别亦极繁多了。

群言淆乱，转使人无所适从。

释迦牟尼出，乃截断无谓的辩论，而教人以实行修证的方法。

从之者乃觉得所依归，而其精神乃觉安定。

故佛非究竟真理的发现者（中国信佛的人，视佛如此），而为时代的圣者。

佛灭后百年之内，其说无甚异同。

近人称为原始佛教。

百年之后而小乘兴，五六百年之后而大乘出，则其说已有改变附益，而非复佛说之旧了。

然则佛教的输入中国，所以前后互异，亦因其本身的前后，本有不同，并非在彼业已一时具足，因我们接受的程度，先后不同，而彼乃按其深浅，先后输入的了。

此等繁碎的考据，今可勿论。

但论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佛教把一切有情，分为十等：即（一）佛，（二）菩萨，（三）缘觉，（四）声闻，是为四圣。

（五）天，（六）人，（七）阿修罗，（八）畜生，（九）饿鬼，（十）地狱，是为六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