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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春秋》三世之义，说明进化的原理，而表明中国现在的当改革，而以孔子托古改制之说辅之。

其终极目的，则为世界大同。

恰和中国人向来怀抱的远大的思想相合，又和其目前亟须改革的情形相应，所以其说能风靡一时。

但康有为的学说，仍只成为现代学术思想转变的一个前驱。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学术是利于通的，物穷则变，宋明以来的文化，现在也几乎走到尽头了。

即使没有西学输入，我们的学术思想，也未必不变。

但既与西洋学术相值，自然乐得借之以自助。

何况现在西洋的科学方法，其精密，确非我们之所及呢？所以近数十年来，中国学术思想的变化，虽然靠几个大思想家做前驱，而一经发动之后，其第二步，即继之以西洋学术的输入。

和中国学术思想的转变最有关系的人是梁启超。

梁氏的长处：在其（一）对于新科学，多所了解；（二）最能适应社会的程度，从事于介绍；（三）且能引学说以批评事实，使多数人感觉兴味。

即此趋势的说明。

西洋学术输入以来，中国人对之之态度，亦经数变。

（一）其初是指采用西法者为用夷变夏，而极力加以排斥的。

（二）继则变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三）再进一步，就要打倒孔家店，指旧礼教为吃人，欢迎德谟克拉西先生、赛因斯先生，并有主张全盘西化的了。

其实都不是这么一回事。

欧美近代，最初发达的是自然科学。

因此引起的整个学术思想的变化（即对于一切事情的观点及其应付方法），较诸旧说，都不过是程度问题。

后来推及社会科学亦然。

现在文化前途的改变，乃是整个社会组织的改变，并非一枝一节的问题。

这个问题，乃中国与西洋之所同，而非中国之所独。

具体言之，即是中国与西洋，以及全世界的各民族，都要携手相将，走上一条新的径路。

其间固无一个民族，能够守旧而不变，也断非那一个民族，尽弃其所固有，而仿效别一个民族的问题。

因为照现状，彼此都是坏的，而且坏得极相像。

然则各种学术，能指示我们以前途，且成为各学之王，而使他种学术，奔走其下，各尽其一枝一节之用的，必然是社会学。

一切现象，都是整个社会的一枝一节，其变化，都是受整个社会的规定的。

唯有整个社会，能说明整个社会，亦唯有整个社会，能说明一枝一节的现象的所以然。

人们向来不知，只是把一枝一节的现象，互相说明，就错了。

这是因为从前的人，不知道整个社会，可成为研究的对象，所以如此。

现在便不同了。

所以只有最近成立的社会学，为前此之所无。

亦只有整个的社会学，能够说明文化之所由来，而评判其得失，而指示我们以当走的路径。

即如文明愈进步，则风俗愈薄恶，这是一件众所周知的事实，而亦是向来所视为无可如何的事实。

毁弃文明固不可，亦不能。

任社会风俗之迁流，而日趋于薄恶，也不是一回事。

提倡道德，改良政治等，则世界上无论哪一个文明国，都已经努力了几千年，而证明其无效的了。

人道其将终穷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