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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工业发展概貌（第1页）

第四节工业发展概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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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不断涌向北方工厂，不少在土地改革年代建起的农民定居点纷纷解体。

通过南方开发银行特殊干预建起的部分民用基础设施无人利用。

农业改革和南方开发银行的建立有助于缓和最严重的社会紧张局势，减缓一段时期劳动力流向工业和其他行业的浪潮（把部分农业人口稳定在一些小农场上，并保证失业小资产阶级有新的工作岗位）;然而，确实无法消除其根源，使南方走出萧条的死胡同。

向北方移民渐渐地，后来越来越迅速地形成一种浩浩****的群众搬迁运动。

因南方各地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开支的增加，北方工业在南方找到了新的贸易市场，现又有了一个广大后备劳动力市场可依靠。

只是在1957年后，南方开发银行增加优惠贷款以及国家投资企业增加投资比例，南方开始实施促进工业的政策。

但是，20世纪40年代或再稍后一点，根据一次大战后所制定的目标（国际支付平衡、北方经济与国际市场接轨、争取高效率和高竞争力）所产生的经济发展逻辑是优先考虑工业化的、城市化的北方的要求，因而拉开了南北差距，扩大了私人消费和公共消费的差距。

1954年年底制定的“万诺尼方案”

，在那些年月里代表了重新确定经济方针的初步尝试（尽管与中间多数派占主导地位的方针有矛盾），但也无助于在某种程度上控制市场的自发机制，在效益上把该方案的结果引向长期的、较持久的目标。

该方案中有关增加收入、扩大从业的指标既没有考虑到技术的进步，也没有注意到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相反，方案以经济不景气为前提，因而这些指标被远远超过方案的设想和参数的总体发展过程所打乱。

1951年至1962年，国家工业化以意大利历史上任何一个阶段均无法与之比拟的速度发展，其气势磅礴的增长率名列欧洲前茅。

1951年，农业从业人员超过800万，占全体劳动力的42.5%;其生产占私人总收入的31.2%，甚至超过战前水平。

工业终于走出了战后恢复时期，指数达到119（1938年为100）;然而，冶金工业的生产仅为纺织业的一半，而且1951年还有13的制造业职工仍工作在不到10人的作坊中。

人均收人已超过战前水平，快要超过联合国估计的不发达国家个人收入的界限。

领导阶级和舆论对将来的预测虽然并不悲观，但也不完全令人欣慰。

巨大的美援和政治、心理因素（在一次灾难性的战争之后，人人具有“重建的意志”

和改善物质生活的愿望）为经济恢复做出了贡献。

但是，1953年人们不禁要问：在有着巨大的不定因素的国内形势下（中间多数派出现衰退迹象，旨在奖励联合政府各政党的“选举法”

的失败，加斯贝利退出政权），曾使经济活动得以恢复的一些因素是否还将继续起作用，还能维持多久?人们还寻思，战后重新使用没有完全使用的设备，农业的自然恢复以及美国进出口银行及其他国家竞相贷款和投资（大部分局限于投机性的石油产品提炼部门）等，这种推动作用是否已消失?引起巨大不安的原因是贸易支付赤字，仅仅与瑞士和德国的贸易为顺差；而“无形收入”

还不能平衡对外的金融关系。

相反，正是1953年后，意大利经济达到高水平的扩张，比任何历史时期更顺利、更迅速；当然还有较短的衰退阶段。

1951年至1961年10年间，工业从业人员从5803000人上升到7646000人，即从全体从业人员的29.4%增长到37.4%;公用事业职工也从26.7%增加到32.2%。

同期，资本积累率达到前所未有的指数：毛投资（按1963年价格计）从国民总收入的16.5%增至24%，一大部分投资（约31%）投入工业。

工业生产年增长率和毛投资年增长率尤为突出，分别为8.3%和9.9%，而公共消费和私人消费的增长率徘徊于4.5%以下。

结果是，工业生产接近于私人生产总值的45%，相反农业生产明显下降。

同期内，国民纯收入以年增长率5.8%的速度增长。

1962年工业增值几乎达到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1913年的7倍；全国总收入超过焦利蒂时期3倍半。

虽然意大利在1951年至1961年10年间有了强劲的发展，但还没有达到最先进国家典型的条件。

毫无疑问，当时意大利工业已取得高度发展，第三产业也有同样的长足进步。

到1962年，意大利人均生产增长率为5.6%（1870年至1913年为0.7%），仅低于德国，超过任何西欧国家。

1948年至1962年，国民总收入年增长率也名列欧洲第二位，平均为6%，而瑞士为5.1%，法国4.6%，荷兰4.7%。

此外，投资流量和出口增长系数按比例也是最高的。

意大利已进入战后国际经济迅速发展的行列，国民总收入和生产率的增长以及投资和外贸的扩大或超过其他欧洲国家，或与之持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