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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19世纪末严重的经济情况（第1页）

第二节19世纪末严重的经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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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主义无法挽救广种薄收的农业区或自然资源和人口比例严重失调地区的命运。

这些地区主要集中在意大利中部和南部，农业危机的影响一开始就比半岛其他地区更为严重。

确实，威尼托和皮埃蒙特两大区的中等租赁农场和小地主在危机中也十分艰难。

正是意大利北方的雇工、雇农和小农首先起来寻找某种出路；他们离弃农田，成群结队移居国外。

早在与法国的“海关战”

把南方的葡萄种植者和平民百姓卷入移民潮（1880年至1890年平均每年为18万人，到19世纪最后10年内每年平均为28万人）之前，北方地区的大量农业人口（1885年3.5万人，1887年6.1万多人，1888年几乎达到13.5万人）离开故土，去他乡寻求工作，另谋生计。

与南方相比，基本资源未受损害的北方农业经济一段时间后就显示出具有较为可靠的技术和组织方面转产的能力、生产商业化的能力以及续订农业契约的能力。

认为托西关于海关税率不同地区（尤其是意大利北方和南方）有不同效果的说法是非常正确的。

波里西尼等人关于小麦生产现状的最新研究表明，征收小麦高关税完全受益的是巴达拿平原的粮食生产者。

他们不仅大幅度增加自己的收益，并把部分土地税转嫁给最贫苦的消费者，而且降低了单位面积的生产成本。

皮埃蒙特和伦巴第两大区的中南部各省，威尼托大区的垦殖区以及整个埃米里亚大区正在彻底地向资本主义转变：逐渐取消传统的分益制关系，广泛推广使用化肥，全面改善轮作制，增加饲料生产，饲养良种牲畜，引进放养技术。

意大利农业即使还没有达到像法国、比利时或德国加速农场专业化并使之向精耕细作型转变那样的成就，但单位面积产量和纯收入方面在短短的几年内所取得的成绩还是十分明显的。

由于轮作制和较合理的耕作方法的推广，或由于有了较好的灌溉设施，1892年后的30年内中北部一些省（从特雷维索到帕尔马、皮亚琴察，从维琴察到莫德纳、佩萨罗）每公顷施的肥和使用的耕牛开始大量增加。

19世纪最后5年内，北方地区的移民潮开始减缓。

1896年至1897年与1886年相比，丘陵地带和巴达拿平原年平均增值率为0.9%。

较先进农业条件的成熟，还有因部分小农解体和雇农工资不断下降而引起农村居民点逐渐减少，使北方地区工农间相互依存关系更为加强。

在伦巴第大区的奥洛纳和塞维索山谷以及布里安扎上下游——米兰《工人协会》报于1884年3月谈及农民、分益佃农及小地主离弃家园时写道——由于大量剩余劳力的存在，工厂像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厂主可以为所欲为：强行制定工资标准，按自身利益改变劳动合同，随意增加劳动时间和提高单位时间产出效益。

1885年至1895年间在皮埃蒙特大区也有大量农民拥入城里谋生。

到处都是盲流，他们或挪东补西，或乞讨偷盗，勉强糊口。

值得注意的是本世纪的最后几年，一部分来自农村的人口在伦巴第大区以及北方其他地区造成了一个十分广大的临时工市场，一支最终跨入工厂大门的新工人队伍。

开始阶段，受价格下跌之害的地主阶层愿意将其部分收入转向似乎比工业投资收益更丰的部门（从房地产到公共事业）。

这种倾向使建筑业能提供比制造业更多的就业机会。

另一方面，取消磨面税必然加重间接税，同时又保持比其他国家更高的小麦价格，使大规模扩大消费者和国内市场的可能性大为减少。

由于货币强制流通的取消，1880年后出现了第一次房地产投机浪潮（因新的外国资本拥入）;这一浪潮后又由于大量农村积蓄和财力转向城市地产投资而得以加强。

梵蒂冈金融界对意大利市场的兴趣也日益增长：“神职贵族阶级”

的大家族式的各种基金会和慈善事业（瓜分和破坏无数罗马别墅和公园）参与了这项投机浪潮，这几年的收益亦相当可观。

1880年至1887年，银行纸币流通量从6亿里拉上升到10亿里拉，全部积累性储蓄——1881年至1890年间从15亿里拉增至24.72亿里拉——从国民收入的4%跃至6.3%。

1883年至1887年不到5年的时间内，各信贷机构的贴现率和预支款项翻了一番，国库券的购买直线下降，这预示着投资的性质和选择正在出现明显的变化。

金融市场这种新趋势没有产生既有利又有效的结果。

建筑业疯狂投资并不十分顺利，造成意大利银行系统严重的紧张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