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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激荡的印痕（第1页）

生命激荡的印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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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年，母亲不止一次对我们姐弟几个说，我们小时候留在她那儿的照片，该由我们分一分，各人拿回去保存才好，自己时不时可以看看，儿女长大了给他们也看看。

我们唯唯地承诺，却总是拖延着不付诸行动。

兄弟姐妹大了，各自东西，难得见面，只有父母亲那儿才是共同的归宿。

似乎照片留在家里，那个家就有我们的一份存在，依旧是从前的那份热闹，那份喧哗，那份饭桌上的狼吞虎咽和饭桌下的拳脚相加。

姐弟四人算下来，该数我的照片最多。

大概因为是长女，又因为过早懂得了“留恋”

这个词，更因为有了早早离开了家庭四方闯**的经历。

最早的一张照片是出生几个月的时候。

一个胖胖的、相貌平常的孩子，皮肤有点黄，眼泡肿肿的，酣睡未醒的模样。

听说我的父母年轻时很漂亮，可我小时候实在长得不怎么样。

第一次从老家如皋到父母工作的泰兴，母亲的学生瞥一眼便惊呼：呀，这么丑的小孩！

两岁的时候便有了自主的意识，能够从容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有一天被外婆带着上街，路过照相馆，趔趔趄趄自己就走进去了，相当老练地往镜头前一站，便由照相师按下了一张牵狗的照片。

狗当然是假的，个头几乎有两岁的我那么大，伸出长长的舌头，十分神气。

外婆拐着小脚追进照相馆，一见生米煮成了熟饭；只好忍痛掏钱。

三年困难时期给我留下的印象是胡、萝卜煮饭。

可我不明白那时大人何以还有闲情和闲钱为我们照相。

最得意的是一张我和妹妹及大弟三人的合影。

依稀记得的场景是晚饭之后，姨妈在摇曳的烛光下给我和妹妹装扮：打上胭脂，涂了口红，换了最好的一身毛衣。

然后姨妈带着我们慢慢地往照相馆走，街上的路灯暗淡到昏黄，而我们几个手拉着手，又快乐又漂亮，频频吸引了路人的目光。

这幕特别的情景从此便深深刻印在我的大脑中，几十年的岁月里经常地、反反复复地被我回忆和品嚼。

品嚼多了，也疑心是不是记忆发生了偏差：八十年代的省城南京都没有照相馆晚间营业，那个时代，那个小县城，怎么会是晚饭后去照相呢？可怜我的姨妈在几年前已经去世，如今我想问也找不着人去问了。

然而那张照片确实叫人喜欢：三个胖娃娃，一律的毛衣和背带裤，一律快乐地笑着。

周岁的弟弟咧着小嘴，目光谦和却又顽皮。

四岁妹妹的嘴唇是张着的，大约时时担心口红被沾掉的缘故，眼睛睁得很大，仿佛对世界惊讶不已。

只有五岁的我，把笑容抿在嘴里，笑得很平静，很节制，像是对自己今后一生的命运已经了然在胸，用不着惊奇也用不着惧怕。

“文革”

开始的那年夏天我十一周岁，小学刚刚毕业，个子高得出奇，剪一头运动式短发，穿碎花的棉布衣裙，在照相馆里把弟弟妹妹们护在胸前，活像个能干的小妈妈。

那些年里我无学可上，真是练出了一把做家务的好手：我给两个弟弟洗澡，洗衣服，晚上带他们睡觉，半夜里爬起来上菜场排队买猪油、猪肝、猪脚爪，还学会了打毛衣，做布鞋，煮饭烧菜……空下来的时候我偷偷看小说，看那些所谓“毒草”

小说，以及所有能搞到手的有文字的东西：历史、地理、天文、医书、“文革”

小报、大批判文章、被遗弃的初中和高中的教科书，甚至家里糊在墙壁上的黄得发脆的旧报纸。

那时候我像染上了看书的瘾，懂也好，不懂也好，只要一书在手，有字可看，就快乐无比。

想起来，而立之年的我倒是堕落了，如今家里的书多得能开图书馆，可我总没有从前那样的好胃口，挑挑拣拣难得把一本书从头至尾看完。

我留下来的一张有着浓重“文革”

痕迹的照片是一张上过油彩的化装照：我在中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