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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格交往中的正义（第2页）

因为也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即一个人想要得到与对自身的正义相冲突的利益，若他人也得到这种利益，那同样也与对他人的正义相冲突。

不论是给予还是接受，这些利益都是不正当的。

如果有人向我们要求这些利益，我们应该拒斥之。

如果要求得到或给予的那些东西显然是邪恶的，这倒比较容易做到。

但如果我们觉得有义务去完成看来是一项正当的要求，一项我们自己也会提出的要求时，这就困难了。

尽管如此，我们还会犹豫不决。

我们怀疑他人，正如我们会怀疑我们自己一样；我们怀疑在这项要求的明显意思后面，还隐藏着应该予以拒斥的某种别的东西，如无意识的敌意，想支配的欲望，要利用的意愿，会自我毁灭的本能。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人与人交往中的正义不可能根据“黄金律”

来界定。

我们已经发现了每一次人格交往中的正义之绝对有效的形式原则，即承认他人是人。

但是，我们力图从“黄金律”

中为这项形式原则引出一些内容，却是劳而无功。

于是问题乃在于：有别的方法去发现这些内容吗？一个似乎不可辩驳的答案是：文化的过程给出了这些内容；人类的经验提供了这些内容，它们体现在法律、传统、权威以及个人的良知中。

遵循那些规则并在其良知指导下作决定的人，在人格交往中都有坚持正义的可靠基础。

人类绝不是没有一个伦理智慧的宝库，它能阻止人类的自我毁灭，而且，用宗教术语来说，它是奠基于普遍启示之上的。

既然正义是存在之力量的形式，在人与人的交往中，若没有正义的结构，则人类的存在片刻也不可能持续。

人类之间的大多数日常交往都是正义的这些源泉决定的。

在某些场合，是法律、传统、权威起主导作用。

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它导致悲剧性的冲突，正如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安提戈涅》对之所作的古典描述那样。

[3]但是，就我们的问题来说，这不是决定性的。

因为客观的规则和个人的良知是相互依赖的。

法律、传统和权威是通过涉及个人良知的一些抉择被确立为正义源泉的。

另一方面，个人的良知又由这样一些过程所形成，在这些过程中，法律、传统和权威得以内在化，并成为一些使外在强制变得不必要的正义之规则。

人们可以用一种或多或少是悖论的方式说：法律是外在化了的良知；良知是内在化了的法律。

正义的规则正是由法律与良知的相互作用所造成的。

有没有可能超越这种境况呢？除了法律与良知的相互作用之外，有没有其他方法为人与人交往之正义取得内容呢？剩下来的惟一答案，是关于自然法的古典理论，即相信有可能发现普遍地、不变地、具体地有效的人类关系之结构。

古典神学认为十诫是关于自然法的陈述，登山宝训中对之所作的解释也是如此。

罗马教会还加上了教会对两者的解释。

它并不否认它们是自然法。

但是，因为对它们的意识是不起作用的、受到歪曲的，所以教会必须重新陈述它们。

不过，它们仍然是自然法，而且原则上是从理性上可以认识的。

在我们对于平等和自由，即自然法理论的两条基本原则的分析中，我们已努力说明，一旦这些原则被用于具体的抉择，它们就会变成不确定的、交易的、相对的。

自然法的所有内容都是如此。

它们就像那些被认识能控制性关系的原则一样——是受历史条件限制的，并常常与这些关系的内在正义发生公开的冲突。

自然法理论不可能回答关于正义内容的问题。

可以表明，这个问题根本不可能只根据正义来问答。

关于正义内容的问题，要转向爱与力量的区别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