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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18921971（第2页）

他的这一陈述并没有表明他深刻地理解了社会的保守主义是根植于它所属的阶级的经济利益。

流行的看法是把社会的保守主义归结为人们的无知，这一看法只是说出了部分真理，同时也暴露出了教育家们习以为常的偏见。

有人认为我们“不再夸夸其谈地重复过时的老调”

时我们就会在理智的思想上开出一个新起点，这种见解本身就是一种过时的老调。

这种老调充分暴露出了在考虑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上思维不清的分析家们思想的混乱。

在我们着手按照自然科学家行之有效的方法解决社会问题时，我们在社会问题上表现出来的缺乏清晰理智的思想使我们完全忽视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重大区别。

当自然科学克服了由无知所产生的因循守旧时，自然科学就获得了自由；但是，社会科学所遇到的因循守旧是产生于社会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而这些社会统治阶级一直都在竭力维护他们在社会中的特权。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这一特点上的区别不容忽视。

在社会领域中，完全客观地运用理性是不可能的。

正是这些急于想提供给我们这一代人社会拯救方案的社会科学家，这些对懒散无知的人未能完全接受他们的智慧而感到失望的社会科学家，几乎在他们的所有言论中都表露出了中产阶级的偏见。

因为在社会领域中，理性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利益的支配；社会中的不公正不能像教育家和社会科学家通常所相信的那样，单靠道德与理性的劝告就能够得到解决。

社会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冲突中只有用强力才能对抗强力。

大多数教育家对这一事实视而不见，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只是非常勉强地承认这一事实。

如果社会冲突是追求社会公正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要素，大多数杜威教授的门徒所信奉的观念就不像他们所认为的那样行之有效——这一观念认为我们对社会的拯救取决于社会生活中“实验过程”

［2］的发展，这与自然科学中实验主义的发展很相似。

在社会斗争中相互冲突的各个社团都要求有士气，而士气又产生于正确的教义、信条和潜存在人们内心深处的非常简单的感情因素。

所有这些至少同实验的科学精神一样在拯救社会的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从事工业生产的阶级完全把自己的命运交给现代教育家的“实验方法”

，这一阶级就不可能摆脱统治阶级的支配而获得自由。

如果这一阶级能有足够的力量去同强权抗争，他们与其相信客观公允的科学会给他们带来权利，还不如坚信正义和他们的事业必定会获得胜利。

他们在确定其社会目标以及选择达到这一目标的最佳方法时是非常科学的，但是，要实现这一目标则需要动力与勇气，这不是科学冷酷的客观性所能奏效的。

现代教育家像从前所有的理性主义者一样，非常迷恋理性在生活中所起的作用。

历史中的世界，特别是人的群体行为中的世界，绝不是理性所能治理的世界。

理性只能作为一种工具，它本身就要受到非理性力量的驱使。

社会学家不是都像教育学家那样去理解现代生活中的社会问题，他们通常是从不同“行为方式”

冲突的结果来理解社会的冲突；他们认为只要冲突的双方都同意让社会科学家为其提供一种更完善的双方都需要的公正的新行为方式，社会的冲突就能够被消除。

他们完全忽视了自我利益是社会冲突的原因，在这一点上他们同教育学家没有区别。

基姆博·扬格（KimballYoung）说道：

很显然，只要找到一种能够成功稳妥地像解决个人冲突一样解决群体冲突的方式，就能保证使行为得到矫正以适应更加切实可行的外部环境的目标。

要成功地实现这一要求就必须把想入非非、高超玄妙的态度理性地转变为尊重科学事实的态度，如果这一转变不是通过宣传而是通过自由讨论则效果更好。

这一转变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社会上都是一艰难曲折的过程，但是，只有这一条路才能达到目标。

［3］

在这里，能够有效地处理个人关系的技术性方法，能够有效地解决不同文化中产生的某些社会冲突的技术性方法，被看作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

怎样用这一灵丹妙药去解决英国与印度之间的问题呢？通过圆桌会议能够解决这一问题吗？如果“不合作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