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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手支颊长叹,道:“老雁、新雁都来了,我明儿就回去了。”
璞玉不觉伤起心来道:“这又是怎么说起?如何来了一个,又必去一个,令人苦恼。”
说着滴下泪来。
琴自歇也泪水满目,望着一旁,低语道:“不回去又如何!
必使人生‘既生瑜,何生亮’之恨才好?”
璞玉腹中虽有千言万语,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8]
自然生态下的雁,属于随着物候变化南来北往的候鸟,而作家受到中原汉文化熏染,这里也流露出“喜聚不喜散”
的伤感和生命悲剧意识。
在古代中原水草丰茂的自然生态环境下,雁文化的物态形式以其野生候鸟的空间流动性,实在是随处可见、太广博深厚了,但由此雁来自于人捕杀的生存危机也更多地为文人所感受。
文学叙事中的生态民俗,未必确凿地具有承袭关系,对此,钱钟书先生也曾以雁意象蕴含的生存状态危机作喻:
温庭筠《更漏子》第一首:“柳丝长,春雨细,花外漏声迢递。
惊塞雁,起城乌,画屏金鹧鸪”
;谓雁飞乌噪,骚离不安,而画屏上之鹧鸪宁静悠闲,萧然事外。
元好问《惠崇芦雁》第三首:“江湖牢落太愁人,同是天涯万里身;不似画屏金孔雀,离离花影淡生春”
;则以同在画而不在同画中之雁与孔雀境地相形。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说温词云:“此言苦者自苦、乐者自乐”
,中肯破的,窃欲以李元二诗参印之。
笼中剪翮,百鸟翔空,沙侧沉舟,千帆过尽;苦乐相形而愈见不齐,古来同叹,元诗虽酷似温词,未必从而胎蜕。
……[9]
这说明,雁的生存命运给予不同时代、不同人文环境中的个体,可能有着更多的同感、联想与共鸣。
而这种历史性难以消除的生态主体间性,正是生活越来越精致、越来越远离大自然的现代都市人们所需要的。
雁意象的象征内蕴中,作为自然生态环境中的弱者身分,使其起到了超越文人雅士自身悲惨命运对象物的限制的作用,从而在更为广阔的文化时空中展现出更丰富的意义。
[1]张应昌:《清诗铎》卷十七,第561页,北京,中华书局,1960。
[2]隋树森编:《全元散曲》,第1115页,北京,中华书局,1964。
[3]隋树森编:《全元散曲》,第1645页,北京,中华书局,1964。
[4]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九,第91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5]蔡础:《春燕秋雁吟》,《黄岩集》卷二十七。
张玉兴:《清代东北流人诗选注》,第345页,沈阳,辽沈书社,1986。
[6]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辑校:《清蒙古车王府藏子弟书》,第1590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
[7]《耳食录·耳邮》,第105—106页,长沙,岳麓书社,1986。
[8]尹湛纳希:《一层楼》第二十八回《试巧韵赛咏**诗,感寂寞燕哭竹枝头》,第246—247页,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
[9]钱钟书:《管锥编》,第147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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