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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科学和教育（第2页）

这座建筑正是我前面提到过的，怀特菲尔德牧师捐资建造的那个大会场。

应当指出的是，这座建筑是由不同教派的人捐资兴建的。

房子和地皮的保管工作由托管委员会负责，当时事情办理得很谨慎，没有让任何一个教派占据优势，为的就是避免日后有的教派利用此种优势而将建筑独占，这不符合当初修建的意图。

因此，当时是由每个教派提名一人出任理事，即英国国教一名、长老会一名、浸礼会一名、兄弟会一名，等等。

如果出现了死亡空缺，将由捐款人在该教派中补选一位继任人。

后来，兄弟会因为跟其他教派不和，在兄弟会的理事死后，他们便决定不再推选这个教派的人做理事。

可这又面临另一个难题了，即在选举新理事时如何避免同一个教派有两名理事。

有几个被提名的人均因为上述原因而没有获得通过。

最后，有人提名我。

他们大概看到我是个诚实的人，又不属于任何教派，这两条足以让他们说服所有人选我担任理事。

那时，大家早没有了修建这座建筑时的那股热情，理事们再也无法募捐到新的款项来维持地皮的租金，以及偿还当初建房时欠下的债务，种种问题让他们感到棘手。

而现在，我成为两个委员会的理事，一个是这座建筑托管委员会的理事，另一个是学院管理委员会的理事。

这十分有利于同双方的理事会进行商洽，使他们最终达成协议。

根据协议，这座建筑的托管委员会同意将它转给学院管理委员会，所有债务也一并转移；这座建筑在改为学院后仍然会保留最初的建筑意图，即开辟出一个大房间用来供外来传教士布道使用；同时，还要开办一所免费学校，供穷苦人家的孩子接受教育。

双方据此签订了书面协议，在偿清债务后，学院便接手了房产。

我们将高大的厅堂分为上下两层，每层隔出若干个房间作为教室，又在周围购买了几块地皮，将环境尽量改造得符合教学所需。

学生们随即搬进了这所新学院。

而召集工人、置办建材以及督促工程等操心事和棘手事则一股脑儿地落在了我的身上。

不过我倒是乐此不疲，因为这并不妨碍我的私人业务。

一年前，我跟踏实能干且勤奋诚实的大卫·霍尔先生合伙经营，我对他十分了解，因为他曾经为我干过四年。

他从我那里接管了印刷店事务，定期送上我应得的分红。

我们的合作持续了十八年之久，双方都很成功。

一段时间后，学院管理委员会领到了政府颁发的执照，组成了社团。

由于英国方面的捐款，学院的基金增加了不少；由于领主的捐赠，学院的土地也扩增了不少；州议会也下拨了不少资金。

就这样，我们的费城大学建成了。

从它的建立之初，我就是理事之一，到如今已经过去四十年了，看到众多青年从这里走出来，成为声誉卓著和对社会有用的人才，我感到无比的欣慰。

之前我说过，我已经从私人业务中解脱了出来，而且手头已经有了一笔财产，虽然数目并不巨大，但也足够了。

这时候，我便开始利用空闲时间进行哲学研究和休闲娱乐活动。

我购买了全套的斯宾塞博士的仪器，兴致勃勃地做起了电学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