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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魏晋（第5页）

，却“箕踞啸歌，酣放自若”

。

令人为之侧目。

甚至在今天，也很难想象在一间会议室里，有某作家于别人讲话时吹口哨，抠脚丫，但魏晋文人却敢这样行事，不能不对他表示钦佩。

这当然不值得仿效，而且也未必表示他对司马昭多么不买账，只是他有勇气坚持了一个文人的通脱不羁的自由品位，便载之史册，流传至今。

如果说，文人地位由附属体变为主体，始自魏之三祖，倒也不错。

特别是曹操和曹丕，他们既是帝王，又是文人，而且还是不用花钱雇吹鼓手，就很伟大的文人。

固然他们以帝王之威，“设天网以该之，顿八□以掩之”

来统治这些文人，但也总是以其中一员的姿态与众多文人，平等交往的。

从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中所写：“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闲设，终以六博，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骋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

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参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怆然伤怀。”

我们可以想见他与吴质友情之笃厚，交往之平等，看不出身为王储，任五官中郎将要职的曹丕，有一丝王孙公子的骄气傲势，而只不过是一个很有情趣，会风雅的文人罢了。

若是再想到王粲死后，曹丕领着诸位文友，到坟头上去祭奠，他提议，王先生生前喜好作驴鸣，如今走了，我们大家都叫两声为之送行吧！

仅这一细节，可以看出他把自己视同众人，毫无特殊的。

虽然，魏晋文人有许多疏狂狷介的表现，诸如纵酒作乐，长醉不醒，服散行发，佯狂痴癫；裸裼披发，长啸驴鸣，女服傅粉，扪虱玄谈……这些荒诞不经的举止，为后世所诟病。

其实，很大程度上是文人对于当时险恶政治环境的消极抵抗。

因为曹氏篡汉为魏，司马氏篡魏为晋，都伴随着血风腥雨的大屠杀，因此，或逃避，或装疯，或沉醉，或隐逸，只是斗争手段。

但到了南北朝，文人们继承其消极的表象部分，并未把握其抵抗的实质，余风所及，谬种流传。

治书御史李谔的责怪始起者，就完全没道理了。

其实，这个道德狂，并未认识到，打出“礼岂为我辈设也”

旗号的阮籍，那些惊世骇俗的行为背后，所具有的反礼教的革命意义。

而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公然发出“非汤武而薄周孔”

声音，触犯了司马氏父子，以致招来杀身之祸的嵇康，那种敢于反主流的精神，开创了与统治者背道而驰的非正统文学，那才是对提倡孔孟之道的如杨坚之流的帝王，构成真正的威胁呢！

所以，文学的魏晋，确立了文人自由个性，开辟了非正统文学的天地，在这场文学的变革中，曹氏父子，建安七子始于前，竹林七贤继其后，这种开风气之先的勇气和行为，与二百八十六年的战乱中，南北朝消极的，遁世的，颓废的，委靡的文学，毫无共同之处。

曹操若知后人想指责他，肯定会说：“正如西谚所云：我播下的是龙种，哪想到收获的却是一帮跳蚤呢？”

看来，这位隋代的“左”

派李谔先生，智商实在不高，“左”

得也不是地方。

其实，从历史唯物观点看，隋的建立，隋的灭亡，与“文笔日繁，其政日乱”

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不过，他吃这碗饭，管这份事，不上书又有什么可干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