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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学与人民学（第3页）

式的高调“革命文学”

，“文革”

时期也出现过“造神”

化的文艺宣传，直到当下广受非议的“抗日神剧”

之类，“人民”

的形象在这些文字泡沫中屡遭扭曲，一再变得空洞而干瘪。

另一方面，非理性、反社会的独行者们也并非灵感大神，其自恋、自闭、自大的文字，其幽闭或放浪的风格，无论是“沉默的”

（布朗肖语）、“零度的”

（罗兰·巴特语），还是“无意义的”

（昆德拉语）写作，都让后来文学中的诸多“自我”

越来越面目雷同，离真正的个性更远，离复制和流行倒是更近，很快成为另一种高发性都市心理病—以至“文青”

“文艺腔”

“文科生”

这些词，不知何时已在互联网上声名狼藉，已是舆论场上嘲讽和同情的所向，成为文学及其相关教育的负资产。

更重要的是，时代在变化，文学不能止步于20世纪。

“人民”

与“自我”

也都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随着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的大潮扑来，旧时的阶级图景正日渐错杂，文化的、族裔的、宗教的、性别的等更多剖面，正在更新政治的定义，展现更为丰富的社会纵深，那么各种视角该如何彼此含容和多元统一，重新熔铸成一个个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又比如，自有了生物克隆和人工智能，很多“自我”

，或者说“自我”

的很大一部分，其实都是可以格式化、数据化，甚至能精确预测和管理的—哪有作家们以前想象的那么天赋异禀？当人的部分智能被机器接管，众多专家发现，人类最后的差异性，恰恰表现于人的情感、精神、价值观、创造力—而这一切，恰好是共生环境和群体关系千变万化的产物，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语），大大超出了“自我”

的边界，不再那么“自我”

，不是什么人成天照镜子可以照出来的。

换句话说，进入21世纪以后，“人民”

与“自我”

，都进入了新的陌生水域，都需要注入实践和理论新的活血。

可以说，文学可能仍是“人学”

—至少到目前为止，不大可能回归神学或半神学。

那么，在认知“人”

的漫漫长途上，随着科学理论的刷新和社会现实的演变，文学的21世纪该是一个什么新模样，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模样，还需写作人进一步体会和探索。

2019年3月

最初发表于2019年《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