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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康濯先生（第1页）

忆康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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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见康濯先生时，他鬓白，干瘦，因个子高而背略驼，撑起的衣架子内有点空空****，在我的印象中完全是一个老人的形象。

其实他当时还只有五十多岁，不过是在少年的眼光中提前成为一张老照片。

他投身学潮的故事，奔赴延安的故事，在晋察冀边区出生入死的故事……在后辈看来都足够遥远，无疑增加了这张老照片的模糊度和沧桑感。

从老照片中走出来的他，却有活跃而灵敏的清晰风貌，甚至不无几分天真。

据说他饭量小，睡眠也少，却能精神抖擞地连轴转，几乎是一种筋骨型的高能物质。

他能准确叫得出来自各地业余作者的名字，说出他们作品中的人物和细节，记忆力堪称惊人。

作为湖南省文联的资深主席，他同这些工人、农民、教师、小职员熟如老友，打成一片，时不时开个玩笑，有时说得兴起还会一屁股坐到办公桌上，虽戒了烟，却索要一支烟拿来嗅一嗅，大概是要延续自己烟友的身份，拉近与老友们的距离。

上世纪70年代末，正值新时期文学的破冰时期。

想必是湖南省“第一大黑鬼”

的受害经历，给他留下了对十年动乱的切肤之痛，他在随后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挺身而出，勇倡改革和开放，常有惊人之议，成为老干部群体中的少数异类之一，因此也获得大批新锐中青年作家的尊敬和拥戴。

我的短篇小说《月兰》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获得主编张光年（光未然）及编辑团队的全力支持，但因是一篇表现乡村生活的悲剧故事，被中国台湾和苏联的媒体转载，引起了舆论界激烈的争议。

先生对此事似乎比我还着急。

据说他在好几次会议上为这一作品辩护，又私下约我商议对策，还不把自己当外人，主动给我续写了上千字，加上一个“光明的尾巴”

，以免我横遭可能的批判。

我不大理解他的政治经验，不觉得这个“光明的尾巴”

有多好，而且随着时过境迁，管制尺度进一步宽松，这种文字防身术也逐渐变得多余。

但他当年心急如焚“护犊子”

，不把自己当外人的代笔疾书那一幕，仍是我心中恒久的温暖。

在他的力推之下，这篇作品获得省里一项重奖，算是对它在全国评奖中呼声甚高、却最终因争议而落选的一种弥补。

我后来才知道，他原名毛季常，祖籍为原湘阴县（后划入汨罗市）的毛家河，与我知青时代的务农之地同属一县，甚至相距不过数里。

这使我后来读他的《水滴石穿》《我的两家房东》等作品时就多了几分亲切感，多了不少有关气味和声音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