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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博命集团及其制度背景（第2页）

当我说这些老百姓（这些土匪）是捉不完时，他们就控告他们的亲属、叔舅、表兄弟等，并要我去抓他们。

在过去株连亲属是合法的，但是现在的法律是不允许株连亲属的。

于是老百姓就说我包庇匪类，或诬我贪赃纳贿。

第二年，真奇怪，也是个悲剧，我们县到处灾情严重，全县老百姓都去当了土匪。

到处你都可以听到强盗、绑票和暴动的新闻。

我简直没有办法行使我这个县长的职能，因为这些土匪都是不能抓的，而且他们实际并不是匪而是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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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故事里，县长和老百姓都遇到了命名的困难。

说是土匪，那些人明明是灾民。

说是灾民，他们又铤而走险，干了谋财害命的勾当。

为了避免道德判断，我们不妨使用“博命集团”

这个中性称呼，只关注他们以命换物的特征。

这个集团在暴烈程度、专业程度、违法程度、临时或永久程度等方面有很宽的跨度。

据《东方》杂志第30卷第1号报道[45]，1934年旱灾之后的江浙地区，灾民无米充饥，便纷纷涌往富户商家抢米。

他们所用的办法，有的是和平的“坐食”

，有的是暴动。

仅浙江一省，发生较大规模抢米**的就有嘉兴、海宁、桐乡、长兴、临安、萧山、嘉善等县。

农民的闹荒，不但表现在抢米分粮方面，而且表现为焚屋焚仓，抗租抗官，待到政府将他们视为“匪”

而大肆镇压时，他们中的许多人便背井离乡，甚或真的沦为匪寇了。

——由此可见，在临时土匪和平民之间，还存在闹荒这样一种过渡状态。

闹荒有比较明显的道德合理性。

任何产权安排，任何权利设置，任何法律规定，如果大规模地漠视人命，贬低人类之最要，恐怕都难免遭到血的报应，为这种制度辩护也难以令人心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