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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推想 变法改制（第2页）

康熙八年（1669年），皇帝再次反击复辟的圈地行径：“比年以来，复将民间田地，圈给旗下，以致民生失业，衣食无资，流离困苦，……自后圈占民间房地，永行停止。”

[20]

再说进攻。

顺治三年（1646年），“逃人法”

规定：“逃人鞭一百，归还本主。

隐匿之人正法，家产籍没。

邻右九甲长乡约，各鞭一百，流徙边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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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法规初看很奇怪。

奴仆逃亡，换来的不过是一百鞭子并归还本主，而隐匿者却要被处死，还要没收家产。

被株连的邻居和村干部们也要挨一百鞭子，还要流徙边疆。

对逃亡者的惩罚，远不如对被牵连者严厉。

这种法规背后的计算是：奴仆像牛马一样是贵族立法者的财产，牛马好不容易找回来了，总不能杀掉，那等于处罚财产的主人。

而隐匿者却是外人，无论处罚多么凶狠，立法者也不会疼。

对奴隶主来说，这确实是精明的计算。

对天子皇帝来说，这却是狭隘近视的计算。

在满清厉行“逃人法”

之前四百年，蒙元也有类似的法律。

1232年，蒙古大军攻占河南，“俘获甚众。

军还，逃者十七八。”

于是皇帝下令：“居停逃民及资给者，灭其家，乡社亦连坐。”

这种处罚窝主的方式似乎比满清还凶狠，达到了“灭其家”

的程度。

这时，耶律楚材（1190-1244，官至元朝宰相）为皇帝另外算了一笔账，他说，河南既然平定了，民都是陛下的，逃又能逃到哪里去？何必因为一个俘囚，牵连处死几十人上百人呢？

当时，耶律楚材刚刚在中原建立赋税体系，多一个百姓便可以多收相当于十几元人民币的税，蒙元大军的军需就要依靠这些赋税。

为了那些二三流贵族的一点利益，破坏皇上的一片税基，这种法律究竟对谁有利？

于是，“帝悟，命除其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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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经周折之后，满清也修改了逃人法，窝主免死，处罚减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