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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卖命的计算之一（第2页）

我大概算了一下，假定那些下落不明的人（约55%）全部逃脱了惩罚，在有下落的732人中，因土匪生涯而死亡626人，仍然占到总数1638人的38.2%，占有下落者的85.5%。

38.2%，这就是当土匪的死亡概率。

土匪的基本战术近似游击战，八路军是打游击的顶尖高手。

在抗日战争中，八路军的死亡人数约为40万，抗战结束时全军总人数为120万，生死相加共160万，简单计算的死亡率为25%。

关东马贼在战术素养和群众关系方面根本无法与八路军相提并论，由此估算，38%的土匪死亡率，可能与事实相差不远。

土匪的生活水平和收入状况又如何呢？说来话长。

与通常的印象和传闻不同，除了暴饮暴食的机会多一些外，匪众生活和收入的一般状况，未必能超过普通自耕农，很少有财富积累，其风餐露宿颠沛流离又苦于自耕农。

这种基本估计，与大多数土匪向往招安，愿意“吃粮当兵”

的状况也是吻合的。

当然，匪众的收入不能代表匪首，匪首在分红中占大股。

当年梁山泊好汉分红也是如此，抢劫来的财富，留寨50%公用，其余50%再一分为二，十一位头领分一半，七八百个喽罗分另外一半，收入差距高达六七十倍[39]，还不如清末民初的土匪平等。

以38%的死亡率，换取仅够维持温饱的生存资源，这便是土匪的生意。

这条以性命博取命资的活路，其实是拿未来数年间的较低死亡率，替换目前旬月间的较高死亡率。

这是对生存机会最大的追求。

什么人愿意做这种死亡率将近40%的生意？

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察哈尔盗匪案件执行死刑人物一览表”

，1917年1月至12月，被枪决的106个盗匪出身如下：[40]

1、无业游民38人，2、苦力21人，3、士兵19人，4、农民8人，5、小贩5人，6、匠人4人，7、佣工和商人各3人，8、伙夫和工人各2人，9、医生1人。

另据陆军部档中处决的土匪出身职业统计，民国三年至民国十四年，山东、安徽、河南南阳、东北地区、贵州等地共处决土匪1105人，其中：

1、游**无业860人，2、当兵70人，3、佣工苦力53人，4、务农33人，5、其他78人（包括手工匠，小贩，拉车，剃头，唱戏等等）。

被处决的一千多人中，没有一个来自上层阶级。

[41]

在这两份统计中，农民都排在第四位。

请设想一下，假如刘某被地主夺佃了，失去了命产，而他又没有别的本事，眼前还有什么出路呢？一是卖命当兵，二是卖力气当苦力。

这恰好就是排在第二和第三位的土匪出身。

这两个行业虽然没有命产，却能“以身为业”

，用血汗换取命资。

再设想一步，假如刘某被军队遣散，或者被老板解雇，他却如何是好？这时候，刘某的身份就成了无业游民，即土匪的最大来源。

当时的无业游民，大体是挣扎于血线之下的社会集团。

在较大范围的陆军档案统计中，土匪中无业游民的比例高达78%，而且立场也最为坚定，他们是土匪团伙中的永久性骨干。

由此看来，刘某为了保住佃权而当临时土匪，竟然有了避免沦为专业土匪的意义。

奈何行事不秘，引起了佃权竞争者的怀疑，风险陡然增大，被迫转为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