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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牛棚考（第2页）

的肃反政策，被人贴了大字报，说她宣扬调和论，是修正主义分子，于是游街批斗，对得上“封资修”

中的“修”

。

我父亲出身破落地主家庭，他住牛棚的罪名是“阶级异己分子”

。

这一条好像难以归类。

什么算阶级异己分子呢？与理论上“高大全”

的无产阶级“标准人”

相比，真能找出没有异己成分的活人么？真正要紧的是，掌权的那一派要找茬收拾他，而整人总要找个罪名。

我继续对照，翻出了季羡林先生的《牛棚杂忆》。

季先生也住过牛棚，他的罪名是什么呢？这个问题也是当年他苦苦思索，反复考量过的。

走资派？作为系主任，大体也能算上。

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似乎都够得上。

最后他被关入了北大的“黑帮大院”

（季先生说这是牛棚的另外一种叫法，可以归入灰牢系列），又获得了一个黑帮的头衔。

然而，最大的问题在于，这一切都不是真的，后来都平反了，都不算了。

这叫什么标准呢？认真考察上述标准和定义岂不成了瞎折腾么？

话又说回来，这种模糊性正好开发出低成本伤害他人的权力。

对各单位的得势者来说，握有这个武器便比较容易整人。

东西既然好，需求量自然比较大，牛棚便容易普及了，也确实在文革中普及到几乎每个单位。

比起牛棚来，学习班的参加标准更宽泛。

上至中央政治局委员，下至牛鬼蛇神监狱囚犯，谁能说自己不应该学习呢？这种更加模糊的特性，使学习班的生命力和普及程度又超过了牛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