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七灰牢利害考（第3页）

按照如今的规定，农民的合理负担不能超过年收入的5%，尽管这比汉朝之后历代王朝的名义负担多了1.66个百分点，农民倒也没有不满的表示，毕竟从前的数字也不过是个名义，何况什么都在涨。

但是一家人一年交2000多元，实在高得离谱。

根据李昌平提供的数字，监利县农民合理负担的总额大约是1.7亿元，县政府同意征收的是2.2亿元，多收了5000万元。

经过层层加码，全县实际负担的总额是3.87亿元，比合理负担增加了2亿多元。

超出了1.27倍。

实际上，如今农民的负担已经达到了全部收入的25%左右，比儒家经典的“什一而税”

高出一倍还多。

这样，农民抗粮的意愿自然增加。

他们觉得不公道，又觉得心疼，拿出这么大的一笔钱来也确实有困难。

政府收了这么多钱干什么用呢？除了一次性的建楼买车之外，据李昌平介绍，主要用来发工资养干部了。

监利县各级干部任意安排亲朋好友吃财政饭，导致人员严重超编。

仅一个容城镇财政所就有150多人，其中正式编制不过20来人，超编130多人。

现在我们知道关押的需要从何产生了：根子在额外征收的税费。

而额外的税费又产生于超标准的办公楼宿舍楼和小轿车，产生于严重超编的人员。

这还不算完。

李昌平说，在征收出现困难，上级政府又严厉督催的时候，基层干部经常向亲朋好友借高利贷垫付，有的干脆自己借自己的钱。

2000年，监利的县、乡、区、村四级债务约10亿元，为此，全县每年支付利息约2亿元，而全县合理的农民负担不过1.7亿元，还不够还高利贷的。

每到收款的季节，乡村干部就拼命收钱，截留下来偿还自已经手的高利贷。

结果，利率高达20%的10亿巨款，又成为新的农民负担。

于是，在超编人员工资和超标准的大楼小车之外，我们在灰牢背后中还可以发现第三种需要：干部及其亲朋好友构成的债主集团的利息收入。

在上述背景上，农民的抗粮和干部的镇压就很容易理解了。

这是真实而要紧的利害冲突，灰牢就是这种冲突的产物，其功能是维护干部受益、农民受害的利害分配格局。

按说，超标准楼房、超编干部工资和高利贷收益都不属于合法权益，属于利益分配的潜规则体系，但它们又确实获得了地方权势半公开的、瞒上不瞒下的支持，对治下百姓根本就不屑于躲躲藏藏。

据此，我们可以把灰牢定义为支持“潜规则”

和“横规矩”

的威慑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