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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庶人用暗器（第2页）

第一线实践者的信息优势是无法剥夺的，因此就可以大打信息战。

这是贵族很难对付的“低成本伤害能力”

。

两千多年前的那场失败，迫使当时的领导阶级放弃了“借民力以治公田”

的制度，大量的公田转化为私田。

公田里的集体劳动也改革掉了，改成向私田征收“公粮”

的制度，这便是鲁国的初税亩，发生在公元前594年。

这场被后来的历史学家视为革命的制度变迁，确实开辟了两个阶级共同受益的双赢局面，而新树立的规则其实并不神秘，无非是我们熟悉的那一套：“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也就是1978年冒头的大包干——原来大包干也不是首创。

想象一下那个时代，《诗经》的时代。

年轻的恋人们还在彼此思念和怨恨，蟋蟀还是同样地叫着，从田野里叫到屋檐下。

人世过去了上百代，但人的本性和蟋蟀的本性一样，并没有多少变化。

我们的心和古人的心是相通的。

那些不通的心灵和思想到哪里去了？那些不肯采纳新规则的人到哪里去了？这样的流派和人物必定会有，不过无关大局。

春秋五霸或战国七雄中只要有一两个认可新规则的就够了，譬如，一个秦国的商鞅就够了。

那些冥顽不化之国和冥顽不化之辈最后都被灭了，被淘汰出局了。

他们的后勤供应不足，军队的士气不足，国力比较弱，早晚要被淘汰掉。

刚到农村插队的时候，我曾问过偷懒的社员，为什么不好好干活。

一位贫农反问道：“有我多少？”

很久以后我才明白过来，这就是在公有制中生活的农人的核心计算。

在自留地里，苦干也好，偷懒也罢，好坏都是自己的。

在集体的地里则不然。

譬如大寨有80户人家，你刨80镐，才有一镐是给自己干的。

反过来，你偷懒少刨80镐，自己才承担了一镐的损失，其他79镐的损失可以转嫁给同队社员。

激励大寨社员多刨两镐或少刨两镐的力量，从物质利益的角度计算起来，只有自留地的八十分之一，而领导们的感召力和威慑力又不能长期稳定地补足那79份，这便是大寨道路让位给大包干的道理。

我们的祖先还从信息或监督成本的角度说过另一层道理，《吕氏春秋·审分》云：众人共同耕种一块土地，集体耕作速度就慢，因为有办法隐藏偷懒。

分地后干活就快了，因为无法偷懒了。

（原文：“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迟也。”

）

英雄很容易小看老百姓，最终被打败的却不是老百姓。

毛泽东统帅着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力量，一路阳刚纯取攻势，既要清除小农，又要彻底改造人心，试图创造出一套新价值观和计算得失的方式。

当时宣传得铺天盖地，灌输得无孔不入。

不过二十多年，许多东西就好像《诗经》中的遥远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