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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漕口和白颈（第2页）

其四，他们已经进入吃官饭的队伍，拥有比平民更多的权利，不那么怕见官。

而官吏要收拾他们，又难免惊动“教委”

（学政）系统，不像收拾百姓那么容易。

其五，他们人多集中，就好像现在的大学生一样，很容易通过集体行动分担风险，增强力量，暗害一两个人并不能解决问题。

总之，漕口熟悉信息通道，拥有信息优势，他们是一张可以伤害漕规的嘴。

意识到这些，就可以领会“漕口”

二字的贴切和传神。

这种合法的、低风险低成本的伤害能力价值几何呢？根据骆秉章的描述，漕口每人索费数十两、百两。

我们假定平均索费为五十两。

当时一户中农的年收入不过价值二三十两，仅凭这项收入，漕口竟可以养家糊口，过上颇为体面的生活了。

漕口靠嘴挣钱，挣到的正是堵嘴的钱。

骆秉章说，多的时候，各县漕口的人数可至数十。

假如他们的分肥要求不能得逞，便会采取三种对策：一、阻挠农户完纳漕粮；二、赴上司衙门控告；三、聚众闯入衙署，殴打官吏，酿成事端。

上访告状的策略是在意料之中的，不必多说。

而发动群众抗粮和冲击官府殴打干部均属重罪，使用起来惊险万分，特别需要拿捏好分寸。

这个分寸就是：要让分享漕规的既得利益集团认识到，如果他们不肯与漕口分肥，自己就别想继续吃肉。

事情闹大了，闹到上级不得不介入，不得不公事公办的程度，漕口固然要吃亏，而既得利益集团吃亏更大，损失将远远超过漕口索取的那几百两银子。

两害相权取其轻，还不如及时让步。

正因为算准了让步是漕规利益集团最终的合理策略，漕口才敢铤而走险。

“漕口”

是湖南人的叫法。

据周育民先生说，漕口在江苏叫“白颈”

。

两江总督陶澍（1779-1839）在《严禁衿棍包漕横索陋规附片》说，有一种“米无升合，而白食漕规自数十两至百两者。

人数最多之处，生监或至三四百名，漕规竟有二三万两，实骇听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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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进一步证明：漕口这个社会集团普遍存在，漕口集团的规模颇为可观，集团分取的资源已经不是小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