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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解释（第3页）

全村132户人家，如何摆平这种收费的事情？这笔谈判费用价值多少？谁来支付这笔费用？理想的方式当然是全村分摊，但这又需要谈判，需要召集会议。

即使我们有很大的本事，这种谈判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因此组织谈判和召集会议的努力很可能白搭进去，那么，这笔启动费用，这许多麻烦，又由谁来支付？

还不仅仅是钱和麻烦的问题。

我们城里人多数都有单位生活经验。

在一个五六百人的单位里，或者以户为单位计算，在一个一百三十多人的单位里，某个普通群众要召开一次全体大会，讨论集资办一件大事，办一件应该由现任领导班子负责的大事，这个会开得起来开不起来？就算开得起来，你敢开不敢出面召集？你的领导会怎么看你，怎么对待你？就算你有勇有谋，这个会也开成了，集资也集来了，协议也通过了，要执行这个协议，落实这个协议，也一定需要一个固定组织。

这个组织的功能与本单位领导班子的功能高度重合，这样的组织能不能合法存在？

我得老实承认，我不会去召开这样的大会。

我认为这个大会只能招来一群看热闹的旁观者，不会有多少会议的正式参加者。

即使参加者很多，我也有这个能力，我依然不会挑这种事。

这是对现任领导班子的**裸的宣战，这是挑战现政权，这是另立中央。

倒找我一两万我也不会干，更何况还要我掏钱。

总之，和小靳庄的村民一样，我连想都不会想。

我认为这是明智，不是愚昧。

关于这套计算，小靳庄村民的表达方式是这样的：“商量？不中。

俺村的干部不行，他们不去说，叫我们怎么办？”

设身处地替他们想想，就会明白他们说得千真万确。

他们就是没办法。

反过来，替干部想一想，麻烦如此之多，他们不肯自找麻烦也是明智的。

干部一家也不过五六亩地，并不是大地主，修好了水利设施自己并不能多受益，不修也不过承担每年七八百元的损失。

有了时间和精力，到哪里找不来这七八百元？这套麻烦可以被七八百元抹平吗？不去自找麻烦，村民又能把他怎么样呢？

我们继续算帐。

假如一切顺利，每亩五十斤小麦换来了渠道使用权，内部收费机制也达成了协议，收费本身的费用也分摊好了，下边就会遇到董园村支书遭遇的第二个问题。

他要说服农户们允许渠道占用自己的承包田。

由于涉及外省外县外乡，这件事情只能谈判，不能弄权。

董书记说此事最难，往返百余次，耗资三万五。

渠道系统分为干渠、支渠、斗渠、农渠、毛渠，共五层。

干渠的占地问题解决了，毛渠在自己家的地里，不用解决，支渠斗渠的占地问题却不能不谈判。

没有权威组织，只能讨价还价，这132户人家的谈判又是一件令人望而生畏的事情。

说来幸运，我在插队的时候当过两年生产队长，为了水渠问题和社员打过三次架，其中还有一次达到了“肢体冲突”

的水平，因此有胆量断言：每个村都有别扭人，别说132户，就是32户里也不缺这样的人，他就要拿你一把，多捞一把，单靠谈判，靠利益引诱，却没有合法伤害别人的权力，事情简直就没有办成的希望。

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两个人闹别扭的问题，他们要搭便车，要占大家的便宜，而希望如此占便宜的人在任何地方都不会缺乏。

没有强制力做后盾的合作本来就是非常脆弱的，哪里经得住这种对公平感撕扯？镇不住这种撕扯，如何对付接踵而来的攀比？有没有人愿意冒着打架的风险，为了减少三五千元的损失，去做这种往返百余次，花费若干万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