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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成本与民主制度（第2页）

这就降低了兴修水利的组织成本，也就是降低了合作成本。

一旦承诺兴修水利的人当选了，村级民主还可以对村长构成压力，村干部不管事就有可能丢官，村民不至于处于完全被动境地，再推说什么“俺村的干部不行，他们不去说，叫我们怎么办？”

那时村民们就有了常规办法，可以低成本地更换干部。

总之，农民的合作成本降低了，合作的可能性就增加了。

即使有了权利不去用，可以换人不去换，容易合作不去合，那也不应该断言他们天然如何如何。

任何人都需要一个适应新制度的学习过程。

既然他们认为维持现状很合算，不妨如此熬下去，熬到强烈地感到不合算的时候，民主课程就快学成毕业了。

在实际生活中，上述逻辑并不能充分展开。

由于县乡政府的财政压力过大，村级政权担负着替上级政权榨取高额税费的功能，上级政权不敢放松对村级政权的控制权，因此村民选举往往流于形式。

也就是说，试验尚未正式开始，还不到写试验报告的时候。

假设村民选举名实相符了，不乐观也是有理由的。

民主在本质上不过是一种公共产品的交换机制，一些事情自己干不了，需要一个公仆替大家办，因此就要一边指挥并监督公仆，一边给他公平的报酬。

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性强，与外界的交往少，对外界的依赖小，不那么愿意支付这笔费用。

因此，小农经济很难自发地产生超家庭的合作组织。

维持这种组织的费用太高了，谈判的费用太高了，监督的成本太高了，组织建立后向零散农户收取费用的成本也太高了，打起小算盘来竟然全面不合算。

于是这样的组织在历史上就难以出现，出现了也未必可以长期维持，维持下来的往往要凭借霸权，并且难免腐化变质，效率渐低，成本渐增。

山西洪洞县的那套水利组织，尽管由于乡绅和大户的介入已经超出的小农一盘散沙的水平，依然难以避免这类问题。

结果，两千多年来，我们在小农经济之上看到的往往是一个强制专横的行政权力，很少见到通过谈判建立的什么联合会。

如今小农经济并没有变大，小农对交易费用的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又能提高多少呢？这就是不乐观的理由。

话又说回来，如今农民对外界的依赖程度毕竟提高了，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格局早就破坏了，商品率也今非昔比了。

村级政权所提供的服务又与他们息息相关，现在断言村级民主的试验一定失败，一定不能持久，也有卤莽之嫌。

其实，放在一个较长的时段上看问题，无论这种试验成功与否，形成的状态都不是一个稳定的状态。

因为中国的小农经济本身已经不是一种可以长期稳定的生产方式，农民集团与迅速膨胀的官吏集团的关系也不是可以长期稳定的均衡状态。

中国正处于城市化进程之中，农业作为一种产业，其所剩无几的剩余正被过度榨取，已经到了难以维持简单再生产的程度。

在这种形势下，即使村级民主尽善尽美，这种方式选举出来村级领导者也未必能够实现众人指望的功能。

事情实在太难做。

太难找到能干的人去做。

被选举出来的人本身就面临着进城或打工或进入工商业的多种选择，这使得他们当村官的人生抉择具有较高的机会成本，也使得农村对人才的选择空间大大缩小。

再合理的制度，面对着全行业的萧条，面对着本行业人才的外流和匮乏，也只能发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感叹。

这种状态意味着：我们看到的试验，不过是一个萎缩中的产业和社会集团在整体地位下降的途中进行的试验。

假如这种试验彻底失败了，在高度分工基础上崛起的其他社会集团，他们对自己的权利的争取意愿和支付能力，仍然可能支撑起一种水乳交融的民主制度。

这恐怕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因为，对这些靠交换产品为生的社会集团来说，交易成本的升降，已是性命攸关的大事，他们不能也不敢搭便车。

当然他们也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需要在降低合作成本方面有所发明有所创造。

不过，在这种客观而坚实的收支计算中，已经扎下了“中国激进知识分子”

的主张的根据，这种根据，仅仅算农户账是不容易算清楚的。

2001年4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