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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与帝国（第1页）

农民与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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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帝国是暴力竞争的产物

当掠夺性活动的利益高于生产性活动、并可以长期保持稳定之时，人类社会就出现了以暴力掠夺为专业的群体，出现了这种分工的社会表现形态——“暴力-财政实体”

[189]。

暴力-财政实体内部有暴力赋敛集团和福利生产集团[190]。

暴力-财政实体内部的各种正式关系，总是由最强伤害能力的拥有者规定或认可的；而生产能力拥有者，只能通过对暴力主体的得失损益的影响或控制，间接地决定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

人类社会中的各种权利安排，从政权到产权到种种人身权利，包括对这种权利体系的美化和神化，都是暴力保护下的某种安排的称谓。

暴力赋敛集团是比生产关系中的阶级划分根源更深的社会集团，他们是生产关系本身的直接选择者和维护者。

这个集团控制着暴力资源，拥有强大的伤害能力。

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他们可以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人身，也可以用更有利或更省事的赋敛方式代替这种占有。

有文献可证的中国文明史早期，井田制中的庶人在公田里偷懒。

公田里草荒严重[191]。

《吕氏春秋》说，众人共同耕种一块土地，集体耕作速度就慢，因为有办法隐藏偷懒。

分地后干活就快了，因为无法偷懒了[192]。

社会主要物质生产者难以监督和惩罚的大规模偷懒行为，造成了贵族和庶人双方的损失，削弱了封建贵族的财政基础，因而削弱了国家的整体实力，使之在暴力-财政实体林立的诸侯竞争中处于不安全的地位。

这种困境逼出了中国历史上最初的分田和土地自由买卖，公田上的劳役也转变为“初税亩”

中的实物。

农民得到了较多的权利，公家得到了较多的粮食，双方找到了新的合作形式。

这是一场深刻的变革。

随着井田制的逐步瓦解，私田交易的增加，自耕农出现了，地主、佃农和雇农也随之分化形成了。

作为暴力-财政实体拥有者的各级贵族，逐渐被作为暴力赋敛集团代理人的官僚所取代，郡县制开始替换分封制[193]，中国进入了一个礼崩乐坏、暴力-财政实体分化兼并的时代。

在庶人、自耕农、地主和佃农雇农的基础上，依靠着他们提供的剩余产品，也依靠着这种人力资源，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展开了对小国的吞并和对霸主地位的竞争，这是对安全、利益和声誉的严酷竞争。

由秦国发挥到极致的国君集权制度，下层有一个能“尽其民力”

和“地力”

的自耕农制度，中层有一个由号令赏罚驱动的官僚代理制度，上层有一个控制一切资源的独裁者。

凭借这个体制和奖励耕战的政策，秦国将作为主要物质生产者的农民的生产潜力激发出来，将各种人力资源的体力智力和勇气激发出来，并将激发出来的强大力量聚集在专制国君手中，形成了集中使用的巨大优势。

依靠这种优势，秦国在暴力竞争中淘汰列强，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帝国，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立法权与合法暴力集中在皇帝一人手里。

帝国制度是分封制度进化的产物。

作为暴力-财政实体，分封制度呈现为巨石金字塔结构，构成每一块巨石的诸侯大夫领地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暴力-财政实体。

“王”

则是居于顶端的最大巨石，控制着权利逐层递减的下层巨石。

帝国制度则不然。

它是复杂形式的单一暴力-财政实体，各种资源集中在顶端，中层则由官僚代理人构成的支架代替了贵族领地的巨石，基层是一盘散沙般的小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