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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和器局（第3页）

来表明12个方面、346个问题的价值，故作为《导论》卷的附录，这既可以反映编撰者的思路和工作进程，也可供将来的研究者参考。

还有一点也是值得注意的，即上述9个方面的问题，既不是讨论历史过程，也不是空发议论，而是以唯物史观的观点和方法，结合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阐述相关的理论认识。

可以认为，这是比较系统地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同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而做的理论论述，是唯物史观取得民族形式的一种途径。

在唯物史观受到来自国内外的非难和挑战的时候，《中国通史》的《导论》卷的出版，一方面反映了主编白先生的通识和器局，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所指导下的学术群体的实事求是的、开放进取的学术心态。

该书面世将近20年了，但仍然具有理论上的价值。

白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被翻译成多种外文出版，而中文版已印刷了30多次；他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赞誉，并受到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称颂，这同他在通史方面的通识和器局是密不可分的。

二、民族观与民族史研究

白寿彝先生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成为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同时，白先生又是一位出身于少数民族的史学家。

这两个因素，使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具有深刻的和创造性的理解。

他的通识和器局，在这方面也反映得十分突出，为治民族史者所推崇、所尊敬。

白先生在《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的题记中写了这样一段话：

中国的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上现有的和曾经有过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

这一点认识……逐渐为我国史学工作者所普遍接受。

这在史学思想上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它既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又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我在多年断断续续的摸索中，对民族史有两点体会。

它经历过单一民族内部的统一、区域性多民族的统一、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以至当前社会主义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

统一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主流。

又一点是，尽管在历史上出现过不少的民族斗争，甚至于出现过民族战争，但从整个历史的发展看，我国民族之间总是越来越友好。

友好并不排斥斗争的存在，斗争也不能阻挡友好关系的前进。

[9]

上面这段话，大致可以表明白先生的民族观和民族史观。

显然，白先生的民族观的核心是：“中国的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上现有的和曾经有过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

这就是为什么他的《民族宗教论集》开篇就是关于“国家与民族”

的论述。

白先生的这一民族观，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已经初步形成了。

他在1951年写的《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一文中指出：

为了说得更清楚，我们不妨说，对于本国史上祖国国土的处理，是有两个办法。

一个办法是，以历代皇朝的疆域为历代国土的范围，因皇权统治范围的不同而历代国土有所变更或伸缩。

又一个办法是，以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为范围，由此上溯，研求自有历史以来，在这个土地上的先民的活动。

这两种不同的办法，显然表示着不同的思想倾向：

第一，前一个办法显然还受着传统的历史观点的支配，就是还受着皇朝历史观点的支配。

尽管我们在本国史的工作中，主观上要站在人民的立场，并且事实上也已经站在人民的立场，但如果用这样的办法来处理历史上的国土问题，那么，至少在这一点上，还没有从旧的非人民的，甚至是反人民的立场上得到解放。

这和后一个办法是不同的，后一个办法是已经摆脱了旧的观点，完全从旧的立场上得到解放了。

第二，前一个办法很容易引导我们的历史工作陷入大汉族主义的偏向。

因为在这个办法处理下的地理条件，很容易限制了本国史的内容，要使它成为单独的汉族的历史或汉族统治者的历史，要在“汉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