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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寿彝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史学成就1（第4页）

，这是多么恳切的提示和期待。

十七八年过去了，当时的青年人现在已经到了中壮年。

重新再来读一读白先生的这段话，仍然值得深长思之。

从白先生的工作和论著来看，他对于自己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承担的责任，看得很重，也看得很宽。

许多史学家都有一种社会责任意识，但在白先生身上，这种社会责任意识要更自觉、更强一些。

这是他六七十年治学道路上的一个最根本的动力。

二、执着的理论追求

白先生在治学道路上的另一个动力，是理论上的兴趣和对真理的追求。

大学时期和读研究生时期的白寿彝先生，对哲学有浓厚的兴趣，并对朱熹思想和撰述有深入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他的这种兴趣立即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方面。

从1951年出版的《回回民族底新生》一书的末章中，可以看出白寿彝先生当时已经系统地阅读了毛泽东的著作，尤其是毛泽东关于民族工作的一些论点和论述，格外为白寿彝先生所重视。

从1952年出版的《回民起义》资料集的“题记”

中，可以看出白先生已经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来观察历史上的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问题，分辨历史文献所反映出来的阶级分野和所记事情的真伪。

1954年，白先生发表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改进我们的历史研究工作》[14]等文章，表现出一位忠诚于人民的史学家追求真理的自觉和热忱。

他在20世纪60年代发表的《谈史学遗产》、70年代发表的《中国历史的年代：一百七十万年和三千六百年》和《关于史学工作的几个问题》、80年代初发表的《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和《谈史学遗产答客问》等名篇，表明他在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已有很深的造诣。

白先生在理论上的追求还有更高的境界，那就是力图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相结合，与中国史学相结合。

他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第一卷以及《史学概论》，就是在上述两个方面的创造性尝试。

然而，他对于这两部书并不是十分满意，认为在理论上还有进一步提高的必要。

这说明，白先生在理论上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

白寿彝先生对于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理论上的成就与贡献，时时称说，赞叹不已，并时时告诫我们要认真读他们的著作。

白先生培养研究生，也是把提高他们的理论水平放在第一位看待的。

20世纪60年代的研究生，他要求他们学习毛泽东关于批判继承历史遗产的理论；70年代的研究生，他要求他们读《资本论》第一卷；80年代的研究生，他要求他们读《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

白先生在理论上的追求和造诣，对后学是有力的引导，也是他本人在学术上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由于历史环境和个人经历的不同，在老一辈史学家中，白寿彝先生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有机会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

他在半个世纪里坚持不懈地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从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成为享誉国内外的史学家。

对于他在理论上的追求，我们试作这样的概括：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则指导下，结合具体研究领域或具体的研究对象，根据充分的和可靠的历史资料，以辩证的和发展的视野综合种种问题，提出新的认识和新的理论概括。

清人黄宗羲强调：“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

[15]白寿彝先生史学的理论风格，正是集中反映出了他的治史宗旨。

这就是：其一，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则尽可能做深入的理解，并善于灵活地把它运用于指导历史研究。

其二，这种指导作用，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唯物史观的词句的搬用，而是取其精髓，循其本质，或高屋建瓴，或阐幽发微，皆不脱离其根本，而在思想上又有广阔驰骋的空间。

其三，这种指导作用，是紧密地同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结合起来的，即反映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之丰富而可靠的材料是研究的根据。

唯物史观作为分析这些根据的方法论，帮助研究者从中抽象出正确的结论；这些结论不是唯物史观一般词句的组合，而是在唯物史观方法论指导下概括出来的新的结论。

一言以蔽之，就是对唯物史观的正确理解和运用。

1978年，白寿彝先生在一次学术报告中指出：

理论方面有两个问题，一是理解，一是运用。

理解上，要求完整地、准确地学习，不容易。

怎么样才能做到呢？就是说不能离开经典著作的当时历史条件和经典作家的意图去理解当时的论断。

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经典作家的意图去理解经典著作，就不可能完整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