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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寿彝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史学成就102（第9页）

白寿彝先生于1982年年初，把他自1936年以来有关中国伊斯兰教史研究的成果编为一集，题名《中国伊斯兰史存稿》，交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国伊斯兰史存稿》作为作者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研究成果，不仅在当时具有探索与开拓的价值，就是在今天看来，它在理论和方法上的特色，仍然具有学术的生命力。

这种生命力不仅表现在伊斯兰教史的研究方面，也表现在一般的宗教史和回族史研究方面。

白寿彝先生的回族史研究始于20世纪40年代前期，而以50年代为第二个阶段，80年代为第三个阶段。

在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史的同时，白寿彝先生为回族史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和撰述上的准备。

40年代前期，他写出了《回教先正事略》60卷，其中回族人物约占56卷，有传者175人，有附传者179人。

这虽是一部未刊稿，但它却为他的回族史研究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

50年代，白寿彝先生发表和出版了丰富的回族史研究成果。

其中有代表性的著作是：《回回民族底新生》、《回民起义》资料集1—4册、《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等。

白先生这一时期的回族史研究著作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对于回族历史的科学性认识，二是对于历史文献的科学性认识。

这两个特点都带有鲜明的时代气息。

如在《回回民族底新生》一书中，白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来看待历史上的回汉关系问题，以及汉族内部、回族内部的阶级分野问题。

又如，在《回民起义》资料集的“题记”

中，提出运用阶级观点对待历史资料，并提倡对历史资料采取“冷静”

的“分析”

的态度。

20世纪80年代，白寿彝先生在主持编撰多卷本《中国通史》的同时，着手主持编撰4卷本《回族人物志》。

全书编入历史人物400人左右，是回族史研究工作中第一部有系统的人物传记，也是中国少数民族史研究工作中第一部有系统的人物传记。

《回族人物志》是白寿彝先生40年代前期所撰《回族先正事略》未刊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

该书在体例上的创新，撰述上的严谨和所容纳的回族人物数量之多、方面之宽，是它的第三个特点，也是回族史研究工作中的一个新的突破，而且还为一般的人物志的编写工作提供了经验。

从20世纪50年代起，白寿彝先生关于民族史的研究开始逐步突破回族史研究的范围，而涉及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的一些理论问题。

他撰写的《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1951年）、《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1981年）等论文[69]，提出中国历史上的国土疆域的划分与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是密切联系的论点，以及用发展的观点、全面看问题的观点来考察中国民族关系史的主流问题的论点，等等，引起了史学界的广泛重视。

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主流问题，白寿彝先生的看法是：关于民族关系史上的主流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可以看得开阔一点。

我们研究历史，不能采取割裂历史的方法。

从一个历史阶段看问题，固然是必要的；从整个历史发展趋势看问题，则是更为重要的。

在民族关系史上，“友好合作”

不是主流，“互相打仗”

也不是主流。

总而言之，是许多民族共同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各民族的共同努力，不断地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

这是主要的，也可以说这就是主流。

他从历史上各民族在社会生产、社会生活中的互相依存，从盛大皇朝的形成离不开少数民族的支持，从少数民族的进步同样是中国整个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三个方面论证了上述看法。

白寿彝先生常说，民族史的研究启发他进行中国通史的研究。

他认为，只有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有了比较正确的把握时，才能对民族史研究做出适当的科学的结论。

20世纪50年代以后，寿彝先生在民族史研究上不断提出一些新的论点，这一方面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用以指导历史研究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他致力于中国通史的教学与研究的结果。

下篇学风文风

学风和文风对于一个学人来说，是其学养和旨趣的反映，也是其对社会和公众关系之认识的反映，进而更是其对于国家、民族命运与前途所关心的程度的反映。

这三个方面，从不同的含义上表明了学风和文风的重要性，即学人的修养、学人与社会及历史运动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