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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寿彝史学思想浅论1（第5页）

当然这要下更大的功夫。

在运用上，往往在理论运用上运用得好，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要求理论上的发展，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不要求发展，停滞不前，让理论僵化，那不是马克思主义。

所以，要有这样的认识，要有这样的责任感，也要有这样的气魄和信心。

这样，对我们提高信心、推动科学发展才有利。

如果光是在那里绕大圈子，没有一点创见提出来，那么，研究工作的意义不大。

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详细占有材料，得出新结论，就是创造性的结论，就是发展。

[15]

这一段话，可以看作是白寿彝先生关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创造性地进行历史研究的一个总的认识。

白寿彝先生学术研究领域广泛，在交通史、民族史、宗教史、史学史、中国通史的研究和撰述方面，多有建树。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在重新认识和阐述中国通史教学体系方面，取得了许多重要研究成果，在历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表现出他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国家观、阶级观、民族观、宗教观、文化观等，都有深刻的理解。

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经过理论上的拨乱反正，白寿彝先生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理解上和运用上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

这个时期，他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在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等方面，都提出了许多创造性的见解。

例如，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及其分期问题。

这是中国通史中的重大问题之一，史学界在认识上分歧很大。

针对这种情况，白寿彝先生在1977年提出这样的观点：“讲社会发展规律，首先还要讲经济基础，讲什么呢？生产力、生产关系嘛。

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很缓慢，抓这个，困难大。

生产关系抓哪一个呢？要抓农民阶级，但是首先要抓地主阶级。

为什么？因为地主阶级是封建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

看封建社会变化，在地主阶级身上体现得清楚些。

有了这个材料，再分析农民阶级、分析农民战争，就好办得多。

……还有一个，从民族关系上来分析。”

[16]显然，这个问题的提出，在学术上是带有突破性的进展，其根据则是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学说和辩证法思想。

后来，白寿彝先生把这个见解进一步展开，具体论点是：世家地主、门阀地主、品官地主和官绅地主是地主阶级演变的几个主要标志；据此，他把中国封建社会划分为成长时期（秦汉）、发展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继续发展时期（五代宋元）和衰老时期（明清）。

结合这一论述，他还同时考察了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考察了农民阶级身份的变化、国税与地租的分离、农民起义口号的演变、民族关系的密切、中外关系的发展等，形成了一个综合多种因素和标志的中国封建社会分期理论。

又如，关于史学遗产的重要性及其与建设有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系问题。

这是研究中国史学史和发展当今中国史学的一个关键问题。

1983年，白寿彝先生在一次题为《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的讲演中明确地指出：

我们建设有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是在我们过去的历史学的基础上，在对我们过去的史学遗产的总结基础上来进行工作。

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那是讲它的原理、原则方面。

但具体起来，它用于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就应该有不同的特点。

普遍真理体现在不同民族的、不同国家的特点里面，二者并不矛盾。

[17]

提出这个问题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于：第一，把中国史学遗产研究的重要性，提高到与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设和发展有直接关系的高度上来认识，从而为研究中国史学确定了位置、明确了方向；第二，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设和发展同总结中国史学遗产联系起来，这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内容，而且也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民族特点找到了具体的形式和实现的途径。

白寿彝先生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有几十年的积累。

从20世纪60年代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白寿彝先生自己所从事的中国史学研究以及在他主持下的各项史学史研究，都恪守上述这一基本思想。

再如，关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