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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寿彝史学思想浅论1（第7页）

他的论著，尤其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论著，大多写得深入浅出，使人读来容易理解，而又深受启迪。

至于说到他对同族的深厚感情，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厚感情，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深厚感情，都充溢在他的论著之中，是阅读过他的著作的人都可以感受到的。

三、突出的通识器局

中国史学传统上有两个方面很突出，一是贵通识之才，二是贵独断之学。

白先生继承了这个优良传统并加以发扬光大，使其具有时代特点和科学精神。

白先生称道史学上的通识之才，他在发掘和阐发这方面的思想遗产上，显示了深思与卓识。

他论《史记》“通古今之变”

的历史思想时指出：“《史记》重视历史变化，重视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变革。

……《史记》要求以‘通古今之变’的态度去看历史，这是跟正宗儒学对立的又一个方面，是跟后者所倡言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相对立的，也就是以一种历史态度跟武断的非历史态度相对立的。”

他十分重视《史记》的十表，认为：“《史记》十表是最大限度地集中表达古今之变的。”

白先生还深入分析了司马迁提出的“原始察终，见盛观衰”

的原则。

认为这是《史记》“提出来的‘通古今之变’的方法。

总的来说，这八个字有要求考察诸历史现象、诸历史事件全部发展过程的意思。

分开来说，‘原始察终’似注意于考察原委者较多，而‘见盛观衰’似注意于历史的转折者较多”

。

他进而举出许多篇章对此进行论证[21]。

在中国史学上，司马迁是最早以“通古今之变”

为撰述宗旨的史家，他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

郑樵、马端临、章学诚等人都是盛赞贯通古今作史宗旨的。

除了古今的通以外，还有思想的通，《史通》、《文史通义》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白先生综合古代史家之“通”

的底蕴，提出以杜佑《通典》、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即世称“三通”

为基础，加上《史通》、《资治通鉴》和《文史通义》合为“六通”

，并撰《说六通》一文。

他认为：“在‘三通’以外，加上《资治通鉴》，再加上刘知幾的《史通》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这‘六通’和《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可合称为‘四史六通’，这是我国中古时期历史著作中的代表作。”

[22]他的文章对“六通”

分别做了分析和评论。

在教学中，白先生也力主“通”

。

早在1950年，他在《对于大学历史课程和历史教学的一些实感》一文中，就批评对于中国史学不能贯通讲授的做法，即“教到哪里算哪里，教到秦汉就结束了的有，教到南北朝结束了的有。

即使勉勉强强地教到清末，也往往是到后来跑跑野马，并不是事先就有计划”

。

[23]他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改进中国通史教学的具体意见。

30年后，他再次批评类似现象：“培养出来的中青年教师，在大学毕业多年以后，还难以胜任一门完整的课程。

甚至于一个教师只能教一章一节的课程，一门课程好几个人合教。”

他针对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两门“通史”

的教学现状指出：“一门课程搞了四年，要经过好多位教师去讲授，这个‘通’字很难做到，可以说是‘通史’不‘通’。”

他建议压缩通史的分量和课时，多开专门史、断代史、国别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