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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寿彝史学思想浅论1（第9页）

当然，由于该书部帙浩繁，参与撰写的作者人数很多，在对“通”

的要求上和体例上各卷情况有所不同，这是难以避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中国史学史研究和撰述方面，白先生的通识同样有丰富的、广阔的展开。

他在20世纪60年代发表的《谈史学遗产》、《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两篇文章，是在具体研究方面和宏观把握方面对中国史学史做了“通”

的概括[27]。

他在1986年出版《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其中以大约10万字撰成的“叙篇”

，就“史学史研究的任务和范围”

、“中国史学史的分期”

、“有关史学史的古今论述”

、“我的摸索和设想”

等问题做了系统的阐说。

我们可以认为，这个“叙篇”

，是白先生关于中国史学史的一部论纲，其理论上的见解、脉络上的连贯、学科建设上的构想，真正达到了融会贯通的境地，是通识的一种很高的境界。

白先生在治史上的通识，还反映在关于民族史、民族关系史、宗教史、交通史、历史教育等领域的研究中。

大家知道，在学术研究中，能够在某个领域中达到“通”

的要求，很不容易；要达到通识的境界，就更不容易了。

清代史家章学诚论史学上的“史部之通”

时说道：

总古今之学术，而纪传一规乎史迁，郑樵《通志》作焉；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礼》，杜佑《通典》作焉；合纪传之互文，而编次总括乎荀、袁，司马光《资治通鉴》作焉；汇公私之述作，而铨录略仿乎孔、萧，裴潾《太和通选》作焉。

此四子者，或存正史之规，或正编年之的，或以典故为纪纲，或以词章存文献，史部之通，于斯为极盛也。

[28]

杜佑、裴潾是唐朝人，司马光、郑樵是宋朝人，章学诚把他们的著作看作是“史部之通”

的“极盛”

的表现，足见他对“通”

的推许。

这里，章学诚说得很概括。

明清之际的史家王夫之对《资治通鉴》的“通”

有比较具体的说明，可与章学诚所论互相发明。

王夫之这样写道：

其曰“通”

者，何也？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

虽扼穷独处，而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故曰“通”

也。

[29]

章学诚论《资治通鉴》的“通”

是在于“合纪传之互文”

，主要是从史事上和体裁上说的；而王夫之的这一番议论，则是从内容上和思想上道出了《资治通鉴》之“通”

的含义。

由此可见，一个领域的“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