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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通史的编撰（第1页）

关于《中国通史》的编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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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寿彝教授和《中国通史》[1]

1999年3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通史》的最后一卷，即第十二卷。

至此，以白寿彝先生为总主编的12卷本、22册、1400万字的《中国通史》，历经20个年头的研究和撰写，终于全部出版。

1999年4月26日，北京师范大学举行“祝贺白寿彝教授九十华诞暨多卷本《中国通史》全部出版”

大会。

会前，白寿彝教授接到了江泽民同志写于当天并委托专人送来的贺信。

江泽民同志在信中说：“……《中国通史》的出版，是我国史学界的一大喜事，您在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勤于研究，可谓老骥伏枥，壮心未已。

对您和您的同事们在史学研究上取得的重要成就，我表示衷心的祝贺！”

“我相信，这套《中国通史》，一定会有益于推动全党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学习历史的浓厚风气。”

[2]江泽民同志的信在社会各界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中国通史》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一、中国通史：中国史家百年的追求

白寿彝教授为什么要编撰《中国通史》？其学术背景、历史原因是什么？其主观动因又是什么？这是我们认识《中国通史》的几个前提。

20世纪开始，自梁启超1901年发表《中国史叙论》、1902年发表《新史学》，提出重新撰写中国历史后，撰写中国通史始终是20世纪中国史学家的追求目标之一。

1904年，章太炎在《哀清史》一文末，附有《中国通史略例》，提出了撰写中国通史的设想和框架。

此后，夏曾佑写出了《中国古代史》，陈黻宸写出了《中国通史》，章嵚写出了《中华通史》，王桐林、陈恭禄各写出了同名的《中国史》，钱穆写出了《国史大纲》，吕思勉写出了《白话本国史》、《中国通史》，周谷城写出了《中国通史》，邓之诚写出了《中华二千年史》，等等。

与这些著述在撰写的时间上相交叉，范文澜写出了《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写出了《简明中国通史》、翦伯赞写出了《中国史纲》第一、二卷等，都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历史著作。

新中国成立之后，翦伯赞主编了《中国史纲要》。

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历经二三十年，经许多学者的努力，终成完帙。

范文澜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着手修改《中国通史简编》，并陆续出版修订本。

关于《中国通史简编》，刘大年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是“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叙述中国历史的著作”

，指出它与旧书在许多根本点上的不同。

[3]蔡美彪教授继续范文澜的事业，于1994年出版了10卷本的《中国通史》。

白寿彝先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着手主持中国通史的撰写工作，于1980年出版了《中国通史纲要》；又经20年的努力，于1999年3月出版了12卷本、22册的《中国通史》。

这些撰述，是20世纪40年代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等中国通史撰述的继续和发展。

[4]

我们通过这一极其简略的回顾，可见关于中国通史的研究和撰写，是20世纪中国许多史家的愿望和追求。

而撰写中国通史之艰难，梁启超、顾颉刚、范文澜等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认识。

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指出：

在整部历史中，可以划分为若干时代，如两汉、六朝、隋唐、宋元、明清；每一个时代中，可以又划分为若干部分，如人的、事的、文物的、地方的。

含着若干部分，成为一个时代。

含着若干时代，成为一部总史。

总史横集前述四种材料，纵集上下几千年的时间。

[5]

这里说的“总史”

就是通史；“横集”

指内容而言，“纵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