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关于中国通史的编撰（第3页）

然而，“**”

的十年使史学家们关于中国通史的研究和撰写都被迫停顿下来。

翦老、范老相继去世，郭老主编的《中国史稿》也不得不中止了。

20世纪中国史学家关于撰写中国通史的追求遇到了空前的挫折。

正是在这个艰难的岁月，白寿彝先生开始酝酿关于中国通史的撰述工作。

二、神圣的历史使命

这里，我们要进一步考察白寿彝先生主持编撰中国通史的直接动因。

正如清代史学理论家章学诚所说：

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

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遣论其文也。

[9]

章学诚说的是对待“古人”

，所指的是“文”

和“文辞”

，但其间贯穿的有关批评的原则和方法，对近人和今人、对其他学术产品，应该都是适用的。

白寿彝先生撰写中国通史的想法，萌生于20世纪60年代，而在70年代升华为一个坚定的信念。

对此，他在人们为他举行的九十华诞的庆祝会上又一次讲到了这个问题，他说：

多卷本的《中国通史》的完成和出版，确实让我感到很激动。

想起在1962年巴基斯坦史学会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会上，中国代表第一个宣读了学术论文。

巴基斯坦的学者说，过去我们讲历史以欧洲为中心，现在我们要以东方为中心，用的教材是日本人编的。

他们希望看到新中国史学家编出的教材来。

1974年我们又一次访巴，对方用的教材是林语堂编写的课本《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

他们仍然没有看见新中国的作品。

这两次访问，外国朋友对中国文化、对中国历史是这样重视，我感到吃惊，同时也为没有写出一个字而感到惭愧。

从那时到现在，二十多个年头过去了，我们终于写出了自己的通史，终于可以宣布，我们有了新中国的历史书了。

[10]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使他深感编撰一部完整的、能够满足外国学者要求的中国通史，是多么重要、多么紧迫。

他还联想到，1972年，周恩来总理在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提出编写中国通史的任务。

他感受到一个史学工作者的神圣使命和重大责任。

1975年，白寿彝先生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约请一些同行，开始了研究、编撰工作。

从1977年至1979年，历时两年，白寿彝先生主编的小型中国通史即《中国通史纲要》完稿，并于1980年11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按原先的设想，《中国通史纲要》一书是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外国读者，因此在写法上多有独特之处，如基本上不引用原始材料，尽可能不用或少用历史上的专用名词，表述上力求明确、凝练，等等。

不料上海人民出版社先行出版中文版后，立即受到社会的关注。

到20世纪末，此书已是第27次印刷，累计印数达94万余册。

目前已经出版的外文本有英、日、德、法、世界语等七八种版本，在国外也拥有广泛的读者群。

《中国通史纲要》的中文版，是一本只有30万字的著作。

它在学术上和撰述上的成功，根本的一点，是恰当地把科学性和通俗性结合进来。

白先生在谈到编撰《中国通史纲要》的体会时，有这样一些认识：

《中国通史纲要》是一本通俗的历史读物。

所谓“通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