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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多卷本中国通史的编撰工作1（第2页）

在这样的场合，任何一位有责任心的中国历史学者，都会产生这样的心情。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希望。

1971年，第二次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召开了。

周恩来总理在会上提出来要写一部中国通史。

这在当时来说，对历史学界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从后来所见到的报道看，毛泽东在“**”

中，曾派人给范老传话，“中国需要一部通史”

，“通史不光是古代、近代，还要包括现代”

[2]。

这说明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关心中国通史的撰述。

周总理的指示和国际友人的要求，使我国史学工作者产生了一种紧迫感。

白寿彝教授在跟一些同行酝酿编写中国通史的工作时，大家认为，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明的世界大国，没有一部大型的中国历史著作，这同中国的历史是不相称的，同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是不相称的。

大家认为，我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范文澜等同志，都十分重视研究和撰述中国通史的工作，曾分别主持出版过几种中国通史，但都没有出齐。

一方面，要把这几种通史的撰写工作继续下去，直到最后完成；另一方面，也需要把他们开创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通史事业加以发扬光大。

经过一段相当长的酝酿过程，白寿彝教授打算约请一些同志，陆续编写大型的、中型的、小型的三种中国通史。

编撰工作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先从编撰中型的中国通史入手。

经过两年多的时间，写出了二百几十万字的一部草稿。

经过讨论，大家不满意，用白寿彝教授的话说，叫作“题无特色，文无新意”

。

出于高度的责任心，中型的中国通史虽然暂时搁下了，但却从中获得了认识上和撰写工作上的经验。

于是，从1977年开始筹划撰写小型的中国通史。

这就是198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通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

这部不到30万字的《纲要》，整整写了三年，经过数十次的讨论和修改，在内容上和体例上都有一些新的考虑。

《纲要》出版以来，已经印刷六七次，累计印数在50万册以上。

外文出版社先后出版了《纲要》的英、日、西班牙等版本，世界语和法文、德文版也正在翻译中。

国外有的高等学校已把《纲要》作为中国史教材。

现在，中、外不少读者都希望《纲要》的续篇（即1919年至1949年的中国历史部分），能早些出版。

预计，这一部分的撰述工作将在今年（1985年）完成。

小型的中国通史的编撰和出版，为编撰大型的中国通史进一步提供了经验，也进一步丰富了对于多卷本《中国通史》的构想。

这一构想可以从小型的中国通史和大型的中国通史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中看得很清楚。

白寿彝教授认为：《中国通史纲要》的目的，是勾画中国历史的大的轮廓，讲清基本线索和重要问题，要有新观点、新见解，要把科学性和通俗性结合起来；而多卷本《中国通史》的任务，是要对170万年以来，特别是360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进程做系统的和详尽的阐述，要包含极其丰富的内容，并使这些内容能够以较好的形式表现出来。

许多同行对这一构想很支持，表示乐于参加这部大型的中国通史的编撰工作。

多卷本《中国通史》各卷的编撰工作，从1982年起陆续铺开了。

在这个过程中，本书主编和各卷主编在组织编撰队伍、制订各卷编撰提纲等工作中，都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现在，多卷本《中国通史》的第一卷已经定稿，第三、五、六、八、十等卷已接近完成，其余各卷也在加紧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