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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性和科学性的统一1（第3页）

和“中小地主”

这种没有准确含义的提法。

《纲要》在叙述封建社会历史时，不只是阐述了农民阶级斗争的发展和农民身份的变化，而且刻意剖析了地主阶级的发展变化。

这就是：两汉时期的世家地主被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门阀地主所代替，而五代宋元时期的品官地主又发展为明清时期的官绅地主。

作者认为，地主阶级的这个变化，既是封建经济、政治发展的结果，又是衡量这一发展的尺度之一。

而对于“大地主”

、“中小地主”

这种模糊的概念，《纲要》则很少使用。

封建剥削关系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纲要》作者一方面对封建社会各个时期的赋税和地租作确切的说明，另一方面又着重讲清它们同农民跟国家、农民跟地主、地主跟国家相互间关系发展变化的一致性。

例如，《纲要》在讲到秦汉时期的封建剥削关系时指出：“皇家把沉重的封建负担加在广大的农民身上，……这种封建负担，实质上就是直接生产者向地主交纳的地租，其中有一部分是实物地租，而更多的部分是劳役地租，人头税也不过是劳役地租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在这里，国税是跟地租统一起来的，更没有另外形式的国税。

世家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主要是从农民向皇家交纳的地租中分割出来的一部分。”

[3]在叙述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封建剥削关系时，《纲要》写道：门阀地主跟世家地主不同，“首先是，他们有世代传袭的私有土地，而不是国家的封国、封邑。

其次，他们掌握的劳动人手大量是荫附于他们的农民，其中包括相当数量的部曲，不向国家纳税服役，不是国家户籍上的民户。

再次，他们的剥削所得，不是跟国税统一起来的地租，而是跟国税分离的地租”

[4]；封建国家为了争夺劳动人手亦即争夺剥削对象，“也为了跟这些地主进行斗争，采取了具体的措施。

一种措施，是用整理户籍的办法，使国家户籍上的户口增加。

又一种措施，是实行授田，为农民附着于土地创造了条件”

[5]。

至于宋元以下出现的租佃制度，与上述两个时期的封建剥削关系又有很大的区别，“在租佃制度下，田税和地租的区别更明显了。

主户要向国家缴田税。

客户要向地主缴地租，同时还要对封建国家交身丁钱、服徭役。

这时，地主和农民的租佃关系有的是具有契约形式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佃农可以完全摆脱封建的人身依附。

不过他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徙乡易主，比起以前的依附农民，有了较多的自由”

[6]。

从以上这些叙述中，我们清楚地看到：第一，国税和地租由统一到分离的发展过程；第二，这个发展过程是同地主阶级的发展变化相一致的；第三，这一发展过程同农民阶级的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逐渐松弛也是一致的；第四，为适应上述这些变化，封建国家的经济政策亦在不断地调整、变化。

《纲要》作者在阐述这样一个复杂问题时，言简意赅，条分缕析，不独对专业工作者颇有启发，而且也使一般读者都能够理解。

我们常说“深入浅出”

，“深入”

是基础，“浅出”

是要求；没有“深入”

的功夫，便不会达到“浅出”

的要求。

《纲要》对封建剥削关系的阐述，就是突出的一例。

中国是多民族国家，中国历史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

怎样说明汉族以外其他各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这是不少历史著作未能很好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作者提出了这样的新认识：“民族杂居地区的封建化，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意义甚为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