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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梁启超到白寿彝1（第2页）

梁启超所说的“文物的专史”

又包含以下这些内容：经济专史、政治专史、文化专史。

而“文化专史”

又包括语言史、文字史、宗教史、学术思想史、文学史、美术史。

其中，“学术思想史”

则又包含道术史、史学史、社会科学史、自然科学史。

在梁启超看来，“史学史”

是属于文化专史中“学术思想史”

的一个分支。

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这样的学科划分是否合理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史学史”

作为文化专史的一个方面被正式提出来了。

[3]从学术史的发展来看，一门专史是否被明确地提出来，对于这个专史的发展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其一，相关的研究可以据此形成共同的出发点和发展目标；其二，这一研究在邻近的专史中才可能找到并确定自己的位置，从而丰富专史的门类，促进学术史的发展。

“史学史”

这一观念的提出，不仅把中国史学上久已存在的史学史意识推进到更加自觉的境界，而且使它具有了近代意义上的学科史的属性，从而对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梁启超在讲到研究“文物的专史”

的重要性时讲了这样一段话，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他说：

无论何种学问，要想对于该种学问有所贡献，都应该做历史的研究。

写成历史以后，一方面可以使研究那种学问的人了解过去成绩如何，一方面可以使研究全部历史的人知道这种学问发达到何种程度。

[4]

“史学史”

研究的重要性，也可以从这段话中得到很好的说明。

“史学史”

作为一种专史被明确地提到学术史研究的日程上来的时候，其学术价值便有了比较恰当的定位。

这一点，是很值得重视的。

三、艰难的探索历程：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两起两落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至六七十年代，中国史学家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两度活跃，两度寥落，走过了艰难的探索历程。

在三四十年代，一些史学家起而回应梁启超提出的问题，着手研究中国史学史，并写出了近代以来最早的一批中国史学史论著。

中国有3000多年的历史记载和历史撰述，史籍之丰富性、多样性和连续性，为世界各国所仅见。

一部中国史学史，从哪里写起，主要应当写些什么内容？这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梁启超在提出撰写“史学史”

的问题时认为：“史学，若严格的分类，应是社会科学的一种。

但在中国，史学的发达，比其他学问更利（厉）害，有如附庸蔚为大国，很有独立做史的资格。”

梁启超这样说，足以表明中国史学的特殊分量以及他对史学的重视。

中国史学史究竟研究什么，撰写什么？梁启超提出了初步的设想，认为：“中国史学史，最少应对于下列各部分特别注意：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学的成立及发展；四、最近史学的趋势。”

他关于“史学史的做法”

，就是依照这四个方面展开讨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