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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梁启超到白寿彝1（第4页）

这次会议把编纂中外史学史教材列为高校文科教材建设的任务之一，从而唤起了人们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记忆和研究的热情。

60年代初，北京、上海、广州、济南、西安等地史学工作者先后召开座谈会，就中国史学史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5]。

根据当时报道者的统计，仅196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陈垣校长主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熊德基主持）和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期间（在武汉，由学术讨论会秘书处主持），先后参与讨论中国古代史学史有关问题的学者有：方壮猷、王毓铨、尹达、白寿彝、刘盼遂、刘节、张德钧、张鸿翔、孙书城、孙毓棠、何兹全、周春元、郑天挺、郑鹤声、胡厚宣、侯外庐、柴德赓、贺昌群、姚薇元、韩儒林等[6]。

而上海参加讨论的学者有：周谷城、耿淡如、周予同、吴泽、金兆梓、李平心、林举岱、王国秀、田汝康、郭圣铭等[7]。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参加这些讨论会的历史学者，可谓极一时之选。

此种盛况，前所未有，确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

讨论的问题，大多集中在史学史研究的内容、对象、任务、分期、研究的目的、教科书的撰写原则与方法等。

这种活跃的局面以及在许多问题的思考上，都超过了三四十年代。

在活跃的、热烈的讨论中，研究者们在理论认识上更加深入了。

如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史学史？人们从不同的方面回答这个问题，归结起来主要论点有：任何学科都有其继承性，中国史学源远流长，特点尤为突出，研究中国史学史对发展当今史学有重大的借鉴意义；通晓中国史学史，是每一个中国史学工作者的基本素养；重视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对深入研究中国文化史以及中国通史都有重要的启迪。

白寿彝教授的《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一文（1964年），更是进一步从理论和规律上阐明了研究中国史学史的任务和途径。

又如怎样总结史学遗产？白寿彝教授撰写的长篇论文《谈史学遗产》（1961年），深刻地阐述了有关问题。

他认为，总结史学遗产有三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可以深刻地认识意识形态的作用，二是可以逐步摸索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三是可以把史学上人们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作为当前历史研究的资料，丰富我们的研究内容。

他还具体地提出了中国史学上的优秀遗产的诸多领域，用若干个“花圃”

来比喻它们的存在与价值。

正是此文的精辟论述，勾勒出中国史学遗产的风貌，使中国史学史研究有可能开辟出新的境界。

十年“**”

，中国学术界备受摧残，中国史学史的研究陷于沉寂状态。

回顾20世纪三四十年代至六七十年代，中国史学史研究两起两落的历史，有宝贵的经验，也有沉痛的教训。

从学术发展的观点来看，尤其是从学术与社会的关系来看，这是最值得人们总结和借鉴的问题之一，留给人们思考的空间也非常大。

四、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和白寿彝的突出贡献

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十年“**”

的终结，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和改革开放国策的实施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之下，中国史学史研究迎来了它的春天。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以其多方面的进展和成就，表明这门学科已经进入它的发展时期。

尽管现今我们还不可能对其做深入细致的总结，但以下几点足以证明这一判断是有充分根据的：第一，是研究队伍的扩大；第二，是研究领域的拓展；第三，是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这一方面可以从学术论著的整体面貌来说明，另一方面则可以从该领域的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的进展来说明。

这里着重讲中国史学史的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成果学术水平的提高。

据不完全统计，自1980—2000年，仅以“史学史”

名书的著作，就有20种之多，它们是：

续表

这些论著，比之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数量上和学术水平上都有明显的发展。

这个时期，中国史学史著作是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有贯通的中国史学史著作，有专论近代史学的著作，有评论史学思潮和流派的著作，有侧重史学学术史方面的著作，有用志书形式写成的著作，有史学家的集传和专传方面的著作，有史学名著评论的结集，有资料编年，有辞书编纂，有专题论述的专书，以及数量在千余篇的论文和文章。

这个时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突出地反映在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的发展方面。

关于学科建设：第一，白寿彝先生提出，要关注对于历史本身的认识的发展过程，关注史学的社会作用的发展过程。

第二，对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如从时代特点把握史学的面貌，关于史学的求真原则与致用目的的关系，关于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变，关于近代史学的形成与发展，关于传统史学在当代史学建设中的位置，关于史学史对历史教育的意义，关于史学批评的研究，关于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与史学思想的研究，等等。

这个时期提出的或深入探讨的理论问题很多，提出的创见也不少，不胜枚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