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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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33章 登堂入室（第13页）

邹杰一愣。

“要敢跳船，”

李乐伸出手，“腿打断。”

“嗯。”

邹杰伸出手，握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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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的研讨会在逸夫楼的一间小会议室举行。

规模不大，只有二十多人，除了哈贝马斯和李乐，就是复大的几位校领导、哲学系、社系的一些教授、还有特邀的几位沪上其他高校的学者。

规格很高，讨论也很深入。

气氛比上午的讲座更收敛，也更锋利。

学者们的问题更专注，直接切入哈贝马斯理论内部的缝隙，交往理性的普遍主义预设，在面对极端文化差异时的适用性，公共领域概念在非西方语境中是否需要重构，沟通自由与社会规范之间的张力如何化解。

哈贝马斯今天的状态格外松弛。

提问越尖锐，他回应得越从容。

他不再刻意简化概念，而是与提问者站在同一理层，用同样精密的思想工具对谈。

他引用韦伯，引用涂尔干，引用米德，也引用他自己六十年代的早期着作，那些被后来反复修订、批评、再修订的文本，像一座结构繁复的建筑，被他信手拆解。

李乐夹在中间，像一座桥。

他知道，这种场合与燕京央校那种需要“稳妥”

的讲座不同，与社科院那种偏重哲学人类学的纯学术报告也不同。

此刻在座的，都是行家，更有在德国留学工作研究多年的大家。

李乐倒也不怵，对克里克特教授的魔鬼训练有足够的信心。

只依着每一句翻译都必须精准到近乎刻板，任何一个概念的偏移都会被捕捉、追问、放大，以一种不失真的方式，穿越语言的屏障，抵达这些人的耳朵。

他听到“Verst?ndigung”

时，不再译为泛化的“沟通”

，而是选择了更贴合胡塞尔—舒茨传统的“相互理解”

。

听到“Lebenswelt”

时，放弃之前用的“生活世界”

，而用了现象学脉络里的“生活领域”

。

听到“kollektiveIdentit?t”

时，在“集体认同”

和“群体归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