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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史学的时代精神186（第2页）

这都是史学家从认识历史上反映了史学的时代精神。

从面对和回答时代提出的新课题来看。

在重大历史转折时期，史学家敢于面对时代提出的新课题，竭精覃思，撰成鸿篇巨制。

这样的著作是历史变动的记录，也是时代要求的反映。

汉初，总结秦亡的教训以谋取长治久安之策，是当时统治集团面临的重大课题之一，陆贾、贾山、贾谊等人都对此有所建树。

司马迁的《史记》，着重点也在于总结秦亡汉兴的历史经验。

唐人所撰的《隋书》《贞观政要》等，在总结隋何以亡、唐何以兴这一重大现实课题方面，也具有同样的性质。

安史之乱后，唐代中衰，杜佑不回避现实，公然宣称他撰《通典》的宗旨是“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

。

宋、辽、西夏、金时期，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南宋史学家纷纷撰述当代史，反映了他们对于现实问题的关注。

明清之际，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的发展；近代，救亡图存的史学思潮的兴起，对边疆史地和外国历史与现状的研究，以及魏源把撰述史书看作为对付外国侵略者而作，更反映了史学的发展与时代的脉搏丝丝相扣，息息相关。

近百年来，史学成为革新、变法以至革命的有力的舆论之一，这是人们所熟知的。

从史学家在理论上和方法上不断进行新的探索来看。

这不独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也是史学家努力使自己的工作跟上时代步伐的表现。

一部《史记》，不仅在历史的记述上是空前的，而且在理论和方法的运用上也是空前的。

刘知幾的《史通》是第一部系统地评论纪传体史书编纂方法的著作，其中也包含了有关史学作用、史家修养、作史原则等方面的理论。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对我国封建社会的史学做了比较全面的理论概括，梁启超的《新史学》是作者试图建立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尝试，李大钊的《史学要论》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奠基著作。

它们产生于三个不同的时代，旨趣自然殊异，然其所反映的时代精神都异常鲜明。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

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

[189]史学的时代精神当然也不可能脱离这样的基础，它除了受到这里所阐述的普遍法则的制约外，还受到它所研究的对象即历史本身的制约。

必须强调的是，这里说的史学的时代精神，是指的那些多少反映了时代的潮流及其本质的史学家和史书才能具备的。

古往今来，凡以歪曲历史为能事者，其所为既非“史学”

，当然亦无从谈论史学的时代精神。

二、史学的时代精神和史学工作者

如果上面的说法可以的话，那么史学工作者如何在自己的研究和撰述中更好地反映史学的时代精神，自然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了。

关于这个问题，在中国史学上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有些史学家认为史学与时代相关联的认识和实践，是出于不同程度上的自觉的意识和要求，并以此作为治史的旨趣和神圣的使命。

清人龚自珍在《尊史》中认为：史职所以受到尊重，并非因为它具有记述史事，褒贬善恶的职能，而是尊重史学家的思想和精神；如果史学家没有思想和精神，不了解社会各方面的人和事，那么他们所讲的、所写的不是不着边际的梦呓，就是毫无生气的废话，于社会又有何益。

这是关于史学与时代之关系的自觉的认识。

第二，史学的时代精神表现出特有的丰富性。

中国历史悠久，史学家层出不穷，史学的时代精神往往因人、因时而各呈异彩。

具体说来，史学的时代精神的丰富性，不仅表现在史学家对于某个时代的总结，或是反映时代变革中的社会要求，或是在重大历史变动后为社会探索新的出路等；而且还表现在有的史学家着眼于人物行事，有的注重于制度沿革，有的关心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有的更重视史学自身的总结和提高等。

总之，史学家在反映时代风貌上是有广阔的领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