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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13页）

王昆仑刚刚回到南京，就又爆发了反蒋的“两广事变”

。

“两广事变”

因发生在6月1日，故又称“六一事变”

。

诚如前文所述，两广军阀历来和蒋记南京政府有矛盾，数次兴兵动武，均未解决。

是年5月，胡汉民猝死广州，蒋介石想借此消灭两广的军阀。

粤系军阀陈济棠想保住“南粤王”

的宝座，遂联合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等反蒋实力派，打着抗日救国的旗号反蒋。

并于6月1日擅自组成西南政务委员会和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呈文南京国民政府，吁请抗日。

次日，通电全国，成立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

旋即出兵湖南。

蒋介石自然知其用意：借抗日之名，行夺取南京政府之实，故派重兵入湘防御。

遂一场内战在即，成为国内外关注的中心。

王昆仑和蒋家王朝势不两立，但他此时也绝不赞成陈济棠、李宗仁等的反蒋行为，因两广军阀兴兵的动机，直接违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救国宗旨。

他赶往上海，和全国各界救国会的负责人紧急磋商，研究对策。

恰这时，李宗仁等派人北来和“全救”

联系，探听“全救”

的态度，但实际上是想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态度。

为此，王昆仑支持“全救”

派出与李宗仁熟悉的杨东莼去西南，面见李宗仁，阐述“全救”

的主张：“我们认为，日本帝国主义步步加紧侵略，其豢养的伪蒙军已开始入侵绥远，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在这种形势下，西南领袖提出抗日主张，并宣布北上抗日，这是值得欢迎的。

但是，应当认真从抗日救国出发，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团结抗日，不宜轻率对内用兵，醸成内战。”

同时，还提出“内争不容再有，御侮不能再缓”

，不要“鹬蚌相争”

，免使日本侵略者“渔翁得利”

的政见。

（一）希望蒋介石放弃所谓“先安内后攘外”

的政策，联合各党各派，开放民众运动以共纾国难；

（二）希望西南军事当局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将军进一步了解联合阵线的立场，采取推动中央政府出兵抗日，避免和中央取对立的态度，实现人民的抗日言论和行动的绝对自由；

（五）我们赞成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中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合各党各派，共同抗日救国的主张，以及在以后多次通电中关于请各方面停战议和，一致对外的呼吁。

……

另外，关于这封《公开信》的形成过程，沙千里同志曾撰文写道：“这封《公开信》，最初是由从莫斯科回到香港的潘汉年、胡愈之，和出国参加教育会议停留在香港的邹韬奋三个人起草的，后来由潘汉年、胡愈之带回上海正如他自己所说，这封《公开信》“发表前我不知道”

，因而他的回忆有误。

事实是：潘汉年参预了这封《公开信》的起草，但未和胡愈之一起带回上海。

这封《公开信》发表在是年7月15日，而这时的潘汉年正在香港和蒋介石派出的代表张冲谈判。

这封《公开信》由胡愈之于7月上旬只身由香港带回上海。

与此同时，蒋介石为了对付“两广事变”

，召开了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