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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第2页）

这个资料方面的困难，是所有中国社会史学者都必须面对的。

这与研究西方近代社会史的学者可利用丰富的教区或地籍资料写出精彩详细的地方史[1]不能相比。

事实上，新忠将研究集中在江南地区的主因之一就是这个区域的资料相对之下还比较丰富，但就算如是，他仍必须以迂回的方式解释某些现象以补资料上的不足。

其次是有关疫疾的性质方面。

明清史料所提供的有关疫疾的资料，如病症、死亡率等往往让受了西方近代医学洗礼的现代人感到匪夷所思。

到底史书所载的各种疫疾所指何疾？相信就算是医学专家也难以完全确定。

这些限制加深了解释的困难。

如以下这个简单的问题，就无法有圆满的答案：从文献看来，清代江南瘟疫较别处频繁，而江南以外地区，如岭南或其他地区疫情却较少。

但这到底是由于江南的资料比较详细、江南的医生比较多，故有较多疫疾的记录；还是因为江南疫情的确较别处为严重？令人不禁怀疑这到底是否主要为资料性质的问题。

同时，史籍所载的瘟疫种类是否只独见于江南？这类问题，既困难又有趣，仍待学者进一步探讨。

但无论如何（尽管困难重重），新忠已成功地为清代江南疫疾的社会史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描述。

他利用了大量江南地区的各类资料，合理地解释了多次疫情发生的经过、分布情形与死亡率的影响。

他的成就在于相当具说服力地将清代江南疫灾的重要性与复杂性呈现出来，特别在对社会的影响及社会应对能力的估计方面，有中肯的看法。

在清代江南社会史这个复杂的拼图中，新忠放进了重要的一块，让后来者能有依据地把其他的部分填补上去。

或者有一天，我们会看到比较全面的图画。

医疗社会史方面的研究，台湾地区学者起步比中国其他地区学者要早，也已成为了主流史学的部分。

这是由于台湾地区学术界近二十年来较直接受西方史学的影响。

事实上这个领域颇广阔，每个研究者的兴趣无论在主题上、时段上均各有发挥。

但是台湾学者较无法处理的问题，是比较细部的地方史方面的探讨。

这当然是由于资料的限制。

然而西方的社会史研究已进入相当细微的探讨。

中国史这方面的发展，恐怕必须依赖如新忠一样的年轻学者。

相信各地可就地取材的非文本资料不少，加上所藏的仍未出版甚至仍未编目的地方史料颇多，有待学者去发掘、利用。

我国年轻学者乘地利之便，相信可以写出更多、更精彩的地方社会史。

在这方面，新忠无疑已有了一个好的开始。

梁其姿

2002年9月26日于台北南港

[1]如著名法国史学家勒华拉杜里（LeRoyLadurie）的名著之一《朗格多克的农民》（LespaysansdeLanguedoc，1969）就是利用法国南部地区大量详细的地籍资料（poix）写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