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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题缘起（第1页）

一、选题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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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对这一课题的最初兴趣是在资料的阅读中产生的。

近些年来，我一直从事明清江南区域社会史、特别是清代江南社会救济史的学习和研究。

在此过程中，我翻阅了不少有关清代江南的方志、文集和笔记，资料中不时出现的有关瘟疫的记载逐渐引起了我朦胧的关注，并让我感到疑问，在当时的史志中，瘟疫均和水旱等灾害一起归在“灾异”

或“祥异”

这样的条目下，既然同属灾异，为什么在灾荒史和社会救济史的研究中，人们总是较多地关注水、旱、虫等天灾，而很少注意到疫灾？稍做探索便发现，问题可能并不复杂：首先，史料相对不足而且零散，搜集较为困难；其次，由于资料较少，人们可能也就自然地认为在众多的灾荒中，疫灾并不重要；最后，当时的政府，也未能像对待水、旱等其他自然灾害那样，建立一套完整的救济制度，使得社会救济史学者对瘟疫的忽视变得理所应当。

答案虽是很快找到了，但这样的答案并没能消弭我对瘟疫的牵念，相反却使我产生了更大的困惑。

因为在随后的文献阅读中，我发现，不仅是现在史学研究中，就是在当时的文献资料中——包括官书（如《清实录》、《清史稿》）、地方文献（如方志）和个人文献（如文集、笔记）等，直接关于瘟疫的记载亦属少见。

这似乎表明，无论是在今人还是在时人的观念中，瘟疫仿佛都是无关宏旨而不值得大书特书的细事。

情况果真如此吗？结合对现实和历史的观察与思考，我甚感怀疑。

似乎隐约感觉到，在历史上，很多事情的缺乏记载，可能是因为人们习以为常，而并不一定说明它重要与否。

正当此时，我读到了业师冯尔康教授刚刚写完的长文《拓宽·深化·综合·探索——浅论当前的社会史研究》，他在对近年来社会史研究所做的高屋建瓴式的总结中，以相当赞赏的笔触介绍了我国台湾地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人群生命史”

研究，我眼前不禁为之一亮，颇有种豁然开朗之感。

台湾学者刚刚开始的从社会史的角度对历史上直接关乎人类生命的疾病、医疗状况的开掘和重新阐释，不仅让我看到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广阔前景，也彻底打消了我因缺乏专业医学知识而产生的畏难情绪，极大地激发了我的探索欲望和研究热情。

多年来，我一直从事清史方面的学习和研究，这自然就使得我将研究时段定在了清代，而之所以没有按通行的古代史与近代史的分野截取其中的一段，乃是希望将有清一代当做一个整体来看待，认为这种整体性的考察，会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勾勒中国近世[3]社会的发展脉络和轨迹。

至于选择江南，除了笔者对江南的历史与现实都相对较为了解以外，更主要的还是缘于以下几个方面的理由：第一，江南地势卑下，气候温暖湿润，而且该地水网密布，交通发达，人口密度也位列全国之冠[4]，这些，都非常有利于致病微生物的生长繁殖和传染病爆发流行。

事实上，该地区也是全国瘟疫发生年次最多的地区之一（具体论述，参阅本书第二章第三节）。

选择这一区域，自然有利于较为充分地探讨清代瘟疫的爆发流行及其相关问题。

第二，清代的江南社会、经济、文化都相当发达，医疗技术水平也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当时主要针对瘟疫而兴起的“温病学”

的主要代表人物，基本都集中在这一地区，其中被称为清代“温病四大家”

的叶桂、薛雪、吴瑭和王士雄，除吴瑭来自淮阴外，其余三人均出自这一地区。

[5]医学的发达不仅预示着医籍的丰富，而且还便于更好地了解当时人同疾病的斗争。

第三，江南作为全国社会、经济和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其发展状况不仅领时代之潮流，而且也多少预示着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以该地区作为探讨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轨迹的个案，显然有着无与伦比的典型意义。

第四，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本书的问题意识之一，而该地区人文荟萃，绅缙云集，社会力量较为强大，选择这一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对认识中国近世社会力量的发展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无疑十分有利。